与西方自古以来大部分时间政体讨论都热闹无比而最近冷清寂寞的情形不同，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绝少关于政体的探讨，但最近一个多世纪却比西方政体问题最风行的时代都更密集和广泛，而且“优良政制”目前仍然是急迫而棘手的问题。其紧迫性不言自明，其棘手的地方在于中国本土很少政体辩论的资源，即便数千年间时常挑起的“儒法之争”本身不过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内部关于治理方法的交锋，不是根本性的政体考量——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与西方的混合制表面不似，实更不同。而更为棘手的则在于目前现实存在的“双重代表制的问题”，以及更为深层的政制难题：“我们当下的主权理论和国体理论表述，实际上正处于名实不符、模糊妥协的混乱状态。”[11]
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政治实践来重新构建新的政治文明，以新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自保于世界列强之林，延续古老的命脉。康有为时代的国祚存亡问题在今天虽已不再那么尖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生存问题就已得到彻底解决。剥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外壳，我们会发现国际政治的基本内核：国家之间无公义。就算基本的生死存亡不是我们目前的首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建国大业已经彻底完成，当前紧锣密鼓的深度改革，尤其政治文明的大力建设，足以表明“康有为问题”并未过时。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政体问题？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自古及今，唯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未尝有也”[12]，这种独一无二的政体就是天下万国都不如本朝的“君主专制”，正是这种政体让中国濡滞不进，康有为在此几年前就已说过：“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13]梁启超的“专制说”直接来自孟德斯鸠，但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大量讨论却以道听途说为基础，恐怕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故而显得“恶毒”。[14]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孟德斯鸠无意之中发现了中国政体如此成功的一些因素。被钱锺书讥讽为“老师巨子”的黑格尔对中国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的看法亦复如是。[15]学术界近年来深入讨论了“专制”“专政”和“独裁”等概念，逐渐形成共识：秦汉以来的制度不是“封建”，几千年的君主制也不是“专制”。
无论我们把中国漫长而又稳定的政治局面理解为“专制”，还是把它解释成君主制，甚至说它是君主与贵族（士大夫）的共和制或混合制，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上有天道隆命，下有人伦成范，前有祖法仪轨，后有千秋令名，内有圣贤教诲，外有清议谏诤，“六合”咸备，中国人的确没有必要为政体问题浪费心智。先圣俯仰取譬之时，早就体会到天道常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无非“承天意以从事”而已，[16]既然先圣已然“得道”，后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不是懒惰无能、故步自封，而是依循正道。
柏拉图《法义》开篇也说礼法神授，西塞罗亦曰：“永生的天神把灵魂输入人的肉体，是为了让人能料理这块大地，并要人们凝神体察上天的秩序，在生活中恒常模仿。”[17]《新约圣经》载：“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因而自基督教掌握政治以来，西方世界同样不存在政体问题——中世纪后期教权与皇权的争论不在此列，即便世俗一方高扬“君主制”，但它与基督教的政体没有任何实质区别，因为后者也是一种君主制。无论如何，中国人循天宗祖，没有“进步”，本来也不需要进步。
蒙森对古代腓尼基人的部分评价也许可以用来比附同属“东方”的中国，他说：腓尼基人“爱乡心切，总以其狭窄的本土为归宿”，他们的宗教概念粗糙而简陋，他们利用了古巴比伦的文明，“人类最初追寻星宿的轨道，大概就在这里；他们最初分别语言的声音而形之于文字，也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对时间、空间以及在自然界发生作用的力量进行思考；天文学、纪年学、字库和度量衡的最古遗迹莫不指向此一地区”，他们“缺乏建国的本能，以及争取自治自由权的独创思想”，“争斗如果可以避免，他们总竭力妥协从事”，但这并不是懦弱的结果，也不是缺乏坚韧性和独特的民族性，实际上他们抵抗外族入侵所表现出来的顽强让人惊讶，“有时似超乎人性，有时似不如人性”，归根结底，“这是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尽管他们有极深沉的种族观念，极笃实的依恋祖城的心肠，但这缺点却表示腓尼基人最独特的本性。他们不以自由为可爱，不以霸权为所愿：《士师记》中说，‘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喜悦而无忧，拥有财货’”。[18]但中国人从来不重商崇富，更不利欲熏心，更谈不上狡黠欺骗。[19]其实，“自由”和“霸权”并不如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好，而安宁喜悦的生活即便没有自由平等，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也许，不需要政治法律意识的时代，才有真正的幸福（比较《道德经》第57章与希罗多德《原史》1.3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