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早在20世纪20年代，布伯已从这个角度对泰戈尔的观点作了批评。他坚定地认为，西方必须正视、承担西方自身的负担。不妨参看布伯1921年6月12日写给路易丝·杜蒙-林德曼的信——“亲爱的杜蒙夫人，我们真的很高兴您打算来……您心里对‘泰戈尔周’（Tagore-Woche）抵触，我真的很能理解。整个做法都是错的呀。我本人也只是去做一场公开的讲演，至于主办方其他的要紧的活动，哪怕是跟大公（Groβherzog）活动，我都回绝了。泰戈尔是很可爱的，有着难得的童真，怀着一种很能感动人，美妙，但我们不能接受的信念。他不了解我们的负担，以为能够把我们的负担弄轻松，所以他就同我们讲，他可以很轻松地来处理——但我们呢，只能笑盈盈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孩子，我们一刻都不敢忘记，我们的负担的全部重量我们是不可以扔掉的，反倒要带着它往高处攀登，实在不行那就夹着它，掉进深渊去好了”。参看MartinBuber， Ⅱ.1918—1938，Heidelberg：LambertSchneider，1973，pp.78—79.不难看出，布伯对于泰戈尔的思想是持保留态度的。“泰戈尔周”系凯沙林伯爵（HermannKeyserling）1921年6月9日至14日以其“智慧学校”名义，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举办的活动。凯沙林伯爵夫人在回顾这段往事时谈到，“我丈夫……本打算借助泰戈尔，给智慧学校找到一个‘敬畏的中心’（Ehrfurchtsmitte），结果引起很多批评，遭受误解”。参看Gr?finGoedelaKeyserling（Hrsg.），，BriefwechselmitGrafHermannKeyserlingausdenTagenderSchulederWeisheit，Darmstadt：GesellschaftHessischerLiteraturfreunde，1970，p.137.凯沙林伯爵原想把作家托马斯·曼也邀请来，但遭婉拒。托马斯·曼表示，对泰戈尔的诗歌实在不“感冒”，与泰戈尔的思想也没有共鸣。参看ErikaMann（Hrsg.），ThomasMann.Briefe1889—1936，FrankfurtamMain：Fischer，1961，p.188.就此而言，布伯的感受与托马斯·曼大抵相通。
1921年6月12日这封信最后一句话——“我们一刻都不敢忘记，我们的负担的全部重量我们是不可以扔掉的，反倒要带着它，往高处攀登。实在不行那就夹着它，掉进深渊里好了”（daβ wirvondemVollgewichtunsrerLastnichtsabwerfendürfen，sondernmitihrdieH?hezuersteigenodermitihrindenAbgrundzustürzenhaben），与布伯1928年会议发言所讲几乎一样。这不禁使得要猜测，布伯与泰戈尔会不会就是在1921年6月初，6月12日之前进行交谈的。也就是说，与泰戈尔交谈过后，便有了这样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