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些东西是我们能够吸纳的，但前提是要以我们的历史的步伐，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时刻所具有的经验为圆点。我们要吸纳的，不是儒家文化的雄伟结构，而应该是某种革命性的东西，某种具有抗议性质的东西——尤其是针对古老的东西（Uralte）。我相信从中国那里，我们可以从道家的“不主动”（NIchttun）[译按：或可理解为“无为”]，从老子的学说那里得到收获。这是因为我们，（43）背负我们的负担，走在我们的道路上，只能消极地，甚至只能以反转的方式，学习到某种与之相似的东西。我们开始经验到，成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开始怀疑历史中的成功究竟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怀疑这样一种人的价值——他设定目的、然后实现目的，他积累统治手段、然后使用统治手段，他干涉、折腾、然后进行组织，[12]这是典型的现代西方人哪！我的意思是：我们开始怀疑这样的人的生存价值了！就在这时，我们接触到了纯正而且深刻的中国的东西，这可不是儒家的那些东西。接触到了这样的学说，真要有所作用，就不能靠干涉，不能用力，而要坚忍（Insichverhalten），淡定（In-sich-selber-ruhen），[13]要强健地“在这里”（dasm?chtigeDasein），无须在历史进程当中取得什么成功，也就是说无需取得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可以陈述又或者有案可查的成功，只是很不起眼地，通常并不能清楚地看到有所作用，不断地对一代又一代有所作用。并不能够被感觉到，却已然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组成部分。如此地不言而喻，以至于都不会有谁想起来要问一问它是怎么回事。既然现在，还是举一个来自亚洲的例子吧，就有这么一个人，如今就在政治领域贯彻“不主动”[译按：或可理解为“无为”]的原则，既然甘地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14]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对印度的“人”（amindischenMenschen）做工作，而这种工作就是那样的特点，所以不会有谁注意到它是怎么回事。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是假成功（Scheinerfolg）。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离“现实化”（Verwirklichung）[译按：或可理解为“成”]很远。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源于做事情的人背弃了其所真正想做的事情。历史中的所有成功，都不是“实在化”（Realisierung）[译按：或可理解为“弘”]，而是“非实在化”（Nichtrealisierung）[译按：或可理解为“未弘”]——哪怕精心掩饰，藏在成功的外表里，贴上标签，终究还是“非实在化”。与之相反，在不成功之中人变化了。变化的缘由是——有所作用而又不介入。这种主动就是不主动做事情[译按：或可理解为“无为而有为”]，通过不主动而主动[译按：或可理解为“无为以有为”]，只是强健地“在这里”，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与中国的雄伟智慧接触时一定要认识到的东西。[15]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这不是智慧，而是呆蠢。我们终于品尝到了它的美妙，然而代价极其苦涩——简直可以说是呆蠢。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不久之后将身在何处会站在这里，我们都应该触摸老子所代言的那个现实。
（作者：马丁·布伯，德国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译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1] 参看IreneEber，“MartinBuberandTaoism”？，inMonumentaSerica42（1994）：445—464，esp.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