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其进行教化，总是用形象（Bild），普遍有效的形象。哲学在教诲时所用的那种普遍有效的概念也会使用，但还会使用普遍有效的形象。我们说一个时代有教化，意味着在人的头脑里有一个普遍有效的“人”的形象。仰望这些其实不能真实地看到，但在每一个人的培养过程当中鲜活地起着作用的形象，便是教化的灵魂。以人为材，进行仿造，便是进行教化，教化成人。然而，东亚所用的形象与西方存在着种属之别。在中国，普遍有效的“人”的形象是“原来的人”，是“纯粹的古人”（reineMenschdesAltertums）[译按：或可理解为“圣人”]。结合中国的先人崇拜可知，这一形象表明他们尊重元初状态（VertrauenzumUrzustand）[译按：或可理解为“信古”]，之后就是一遍又一遍，重新诞生、重新教化。如此这般地尊重元初存在（VertrauenzumUrsein），西方人没有做过，也做不来。哪怕是基督教，曾把人的伊甸园元初状态这一东方学说传播到西方，也不能够带来改变。说到圣经的“初民”故事，在西方基督教的人的生活现实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堕落之事，而非堕落以前“初民”所过的生活。在人的实体里，对原来的存在从来都是缺乏尊重的。我不相信走在我们一目了然的这条文化道路上，这件事情会被改变（请注意，我说的不是别的道路。我们谈论的是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谈论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而非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得以摆脱掉、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已然作了改造的那个东西）。由于以上这两个理由，我便保持怀疑姿态，怀疑我们有没有能力从中国的雄伟“框架”，从那个“框架”的连续性，从中国文化所展示的稳固体制里吸纳一些东西，吸纳到我们的生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