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阿诺德的文本时，编者常常以加注的办法来解释他的“主题暗指”，但是像冲击海德公园这么一种事件，其事实性一望便知，常常也援引阿诺德本人的观点来解释。这样的例子在苏佩尔（）主编的《阿诺德散文全编》的“考订说明”之中比比皆是。当然，脚注之中的微词无法对证，但不乏有效性，而这可能是因为苏佩尔坚定而朴素地使用阿诺德在“如实地”讲述上述事件时所用的那种轻蔑的修辞：“改革同盟组织了7月23日的乱糟糟的集会”；“此刻，两队卫兵被调集过来，但士兵未与示威者冲突。次日暴乱继续（在那些若无其事地写出这些话的人中间，意见也有难以置信的修辞学分歧），阿诺德常常光顾的雅典娜俱乐部的门窗被砸碎了……”；“比尔斯先生（1808—1881），在其短暂的辉煌时期（1865—1869）曾担任改革同盟的主席，于1866年以改革之名组织了混乱工联”（第420页）。1866年7月事件的另一种意味深长的报道，参见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百年文化与紊乱》，见《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论集》（伦敦，左派书林，1980）。阿诺德及其“超然无执”的编者们所谓的“凶恶联盟”（monsterallies），威廉姆斯却说是为“确立自由集会的权利”而斗争。
对历史文本的《考订说明》历来被学者们天真地视之为理所当然，然而其中的问题在新生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语境中却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值得精细研究的极其重要的议题。传统的人文主义学者担心特殊历史的细节会玷污其文本的普世性，故而将对历史的暗指放到了事实可疑的脚注当中。而恰恰就是在这些历史的暗指中，我们就发现了文本的世俗性，及其同文化社会政治的血脉关联。
[18] [美]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导言：世俗的批评”，11页，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
[19] 与阿诺德二元隐喻体系的核心词语一致，“疗治”一语及其同义词也一贯反复地出现在他的文本中，俨然他就是“华佗再世”（pharmakos），其“超然无执的探索”就是疗治偏私病以及防治紊乱威胁的灵丹妙药。比如，他写道：“而今，让我们来昭示文化教导的超然无执吧！我们已经看到，暧昧私密的组织在清教主义之中滋生了一曲之执，心胸狭窄。我们主张，推助清教主义更多地接触国民主流生活，来疗治他们的心胸狭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威斯敏斯特住持牧师所见略同，而且千真万确，此君和我们一样在同一所学校受教育，而烙上了心胸狭窄的印记。所以，我们希望治愈这种疾病”。
[20] [美]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辩护人文学科论集》，波士顿，1908，简称LAC。
[21] 这种对科学的情感的人道自然主义（即人道主义的驱力和感伤自然主义的驱力）的批评，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同“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支持后者的人士包括T.，WyndhamLewis，，以及新批评诸子，特别是AllenTate和CleanthBrooks。参见T.：《沉思录：论人文主义和艺术哲学》，HerbertRead主编，3～71页，纽约，1924。
[22] [美]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54～55页，纽约，1955。
[23] 阿诺德在一种含糊的意义上使用“博放”（扩张）隐喻，有时暗示那种偏离中心而至无政府的运动，有时又暗示那种随着同心圆的圆周扩大而包容接纳更多更广知识的过程。但白璧德将这个遍及其言论的隐喻理解为二元对立范畴之中的那个派生的否定项，其中享有特权的第一项乃是“精约”（集中）。正如其词源所示，“精约之世”强化了中心对于周围的权力与权威。当然，这个隐喻的对立也延伸了白璧德坚守的二极化——“中心/离心”“尺度/无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