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典范的人文主义者的文本，时间上跨越了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无产阶级意识的兴起到二战期间全球生活国际化。笔者认为，通过对他们的教育话语的持续解构，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个长盛不衰的范式，它以审慎而微妙的强制手段塑造了他们据称超然无执的研究方式。据说这种范式能够以其引力中心调适任何一种历史危机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迷乱。这一范式可以通过文艺复兴而溯源到罗马共和国人文主义，最后溯源到晚期希腊的柏拉图。当然，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三位人文主义者都无不认为，这一范式即“同心圆”，乃是完美或美本身的象征结构。但是，笔者已经有言在先，人文主义者先辈们所仰慕的范本更是悠悠天钧，朗然如日，这个范式同时也是“大写权力”的象征结构与多元动因，能够通过限制、规训以及压服历史危机所催生的他者（差异）之破坏潜力，从而让危险烟消云散。
譬如说，假如把福柯的边沁功利主义全景监狱谱系（以及启蒙时代瞩望的规训社会）向历史深处延伸，直至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乌托邦思想家康帕内拉（Campanella，1568—1639）理想化的圆形城市，以及人文主义建筑家/设计师阿尔伯蒂（Alberti，1404—1472）、费拉雷特（Filarete，1400—1469）、马尔蒂尼（Martini，1439—1502）、乔孔多（Giocondo，1435—1515）、卡塔尼奥（Cataneo，？—1519）的建筑图案，我们就可以一览西方完美与权力之间的持久关联。结果表明，这些以圆形几何学为范本的理想人文主义城市，在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实践中，必然渐渐成为理想的堡垒。简言之，从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太阳城，到沃邦（Vauban）为路易十四设计的阿尔萨斯圆形城堡新布里萨奇（NewBrisach），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话语转化为社会政治的工具之所以成其为可能，原因不只在于，同心圆式的理想城市，同抵御外敌而稳扎稳打地建构复杂防御技术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如费拉雷特为他的恩公米兰僭主弗朗西斯科·斯福札（FrancescoSforza）设计的“斯福札城”所表明，那就是因为严格的圆形的美的建构容易在围墙之内造就一个放射、区隔以及等级化的空间，这一空间无论如何优美雅致，都是为了易于“培植”“监视”“管制”以及审美的精雕细刻。“美丽的城市”为组织物理空间提供了完美的几何学，不仅要保证其中的居民肉体的“幸福”，而且还要保证他们精神的“健康”。换言之，美的建构，属于空间且被空间化，保证了以规训的办法合乎纪律地将潜在具有破坏力量的人改造为好的公民：能干、驯良、可靠，堪为抵御内外危险敌人的卫士。美丽的圆形城市，本质上就是权力的城市。[76]
不论在他们的“救赎”修辞学之中如何被淡化，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话语所建构和神化的这种关系，这种理想圆圈与权力实践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阿诺德、白璧德和瑞恰慈的教育伟业之中隐而不显的基础。笔者认为，由于他们诉诸“文科教育”，这种隐而不显的意识形态纲领，这种由同心圆隐喻所提供全景监控与规训实践之间的沆瀣一气，决定且激发了他们在著书立说的特殊历史危机之中，面对“知识爆炸”以及由此释放的社会政治焦虑，各有拥趸，自立纲领，阿诺德倡导“文化”，白璧德倡导“文化的圭臬”，瑞恰慈倡导“高瞻远瞩的大学”。他们努力重构“我们”支离破碎的“古典遗产”，同时也是努力挽救并且再度巩固濒临坍塌的主导文化之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