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1200年左右，我们发现了新的学术领域——法律与医学。新教育体制也得到发展。大学代替了主教学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拉丁译本遍地开花，为时人提供了宇宙、自然史、形而上学等方面的庞大学说体系。后来，伟大的经院哲学体系将其吸收并改造。13世纪是哲学胜利的代名词。哲学渗透了一切，霸占了一切。大约1225年，拉丁诗歌与文学的繁荣戛然而止。究其原因在于一场教育改革。1215年，巴黎大学规定的学习科目被彻底修改。古典学研究遭到废止，形式逻辑研究取代了它的位置。
在一些落后的学校，还有个别教师仍讲授文学与修辞。然而，生活的导师麻烦不断。它们受到哲学中尉的痛斥。一场可怕的书籍战役打响了。在一首有关这一主题的诗中，作者借哲学家之口对诗人说道：“我一心向学，可你净给我散文、诗歌一类小儿科的玩意。它们有什么用？肯定是一文不值……你知道语法，可你对科学，对逻辑却一无所知。那你还吹什么牛皮？你个无知的家伙。”这就是1250年的情况。多年以后，方济各会士培根[9]开始大力讨伐大阿尔伯特和阿奎那。他指责两人把拉丁、希腊、希伯来研究打入冷宫。在他看来，13世纪是思想野蛮状态的倒退。或许，我们应该注意，歌德可是极力称赞培根。歌德对中世纪的看法并非始终如一。总体而言，他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期。可即便如此，仍诞生了像培根一样的大思想家，这就印证了歌德的信念，即每个时代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更替构成了一片在夜空中广延四散的银河。
我说这些的用意是什么呢？我试图指出，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面对重重阻力，它可能出现严重倒退。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再次遭遇哲学家、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或者其他人的袭击。我倒觉得，如果迫在眉睫的问题能得到澄清，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这场论战或许可以澄清，并激发我一直阐述的问题——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
我们的时代能否诞生一种可以统一的思想，让人类生活变得高尚的哲学，这仍需拭目以待。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哲学经常分裂为彼此相争的门派。即使在伟大的经院哲学时代，仍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体系，比如波拿文图拉的思想，比如阿奎那的思想。当然，那时哲学的号召力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拥有历代以来最强大的精神团体——尚未分裂的天主教的支持。它的权威受到14世纪的阿维尼翁巴比伦流亡（BabylonianExileofAvignon）[10]的威胁，并被15世纪的大公会议运动（theconciliarmovement）[11]进一步削弱。
如果有哪个哲学派别敢宣称，自己清楚地呈现人与神的一切事物，那这个派别就是阿奎那派。可如此宏大而有序的体系怎么会一转眼就轰然倒塌呢？它的支持者会作何解释？这可能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如今，仍有人以为，该体系是天主教教育唯一安全的指明灯，但就是它经过两三代后失去了对人类思想的掌控能力。这个情况实在匪夷所思。对此，吉尔森解释道：“14世纪展示了那些追随阿奎那主义的思想家，可没人真的愿意继续大师的事业。阿奎那主义最新颖最深刻的部分，包裹在阿奎那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毫无创新地随之传播，也仅靠这样保存下来。”这是史家的笔法。至于哲学家与神学家会怎样表述，就是我力所不及的了。不过，我们可以自问，这个基督教哲学体系是否真的一败涂地？后来的体系有没有更幸运的？显然没有。看起来，欧洲哲学注定活不长久——就像欧洲各帝国一样。难道哲学是一种注定会消失的思想态度？这似乎是汤因比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