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罗列使各位无所适从的二十或三十个必读书目。这其中大部分还不为世人所了解。当然，希腊作家并不在列。特洛伊的故事，我们只能通过半生不熟的节略本有个一知半解。冗长乏味的《圣经》拉丁诗体译本是必读书目，而且同异教罗马的史诗作家与讽刺作家一样奉为圭臬。时人对那些讽刺作家情有独钟，因为他们被视为美德的导师。但丁提及贺拉斯时，说到了他的讽刺演说（Oraziosatiro），而他的颂歌几乎鲜为人知。学生用帝国时代晚期的教科书学习修辞、历史、地理。对一些风格造作之极的作家，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偏好。他们以为，辞藻艳丽、结构复杂的文体是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可最让人惊讶的是，所有课程作家都平起平坐。所有作家都拥有同样的权威。他们构成了传统的巨大障碍。其中没有历史观念，或许我们还要表示感激，因为只有规模庞大的拉丁文学（Latinity）大军，才有足够力量，传授我们的异族先辈所需的知识。
而这的确起到了效果。中世纪有自己的古代观。这种观点，我曾称之为中世纪的古代。在品味日渐挑剔的近代人看来，它可能显得别扭、残缺或者光怪陆离。然而，正是这种力量塑造了那个冲锋陷阵的年轻时代的——12世纪的思想。这个“年轻人”与白发苍苍的“老人”交锋，可谓是愉快的视觉盛宴。我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看下去。据我所知，它的**出现在1170年前后。当时，出现了堪比人权宣言（DeclarationofRights）的诗歌与修辞宣言。两者出自一群自称“今人”的作家。他们为诗歌、散文艺术、哲学以及各种知识分支制定了新标准。他们坚信，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并且毫不犹豫地引用圣保罗的名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8]各位可能觉得这说明，那个时代对教会的指责知之甚少，因而流露出令人欢喜的纯真。那时，还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教皇对学术的监督，神学与更好的教义阐释仍大行其道。12世纪拥有被后世抛弃的思想自由。把中世纪视为统一的时代，这显然是谬误。还有人提出，中世纪最后四个世纪俨然同质而异类，这也是不合实情的。我们必须把每个世纪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深深有别于其他时代。如果我们能不再谈论“中世纪思想”，就说明我们的历史理解力有了进步。
不过，请各位的视线再随我转到1170年的“今人”。大约五十年前，有人把“古人”描述成大块头，“今人”描述成小不点，小不点能望得更远，只是因为他们站在那些大块头的肩膀上。然而到了世纪末，我们发现，羽翼丰满的今人自诩可以与他们的前辈比肩而立。他们甚至挑剔起古典作家的文风。他们自信，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创造了许多新词。
他们是反叛者，但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因为他们仍旧用拉丁文写作。在他们进一步打磨精雕细琢的诗作之际，另一组更加反叛的作家异军突起。12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不满世人对语法、修辞、文学日益轻慢的态度，甚至连古典作家都不放在眼里！他们嘲讽那些对古典作家仍忠心耿耿的读者：“这个老家伙想什么呢？他干嘛还整天念叨古人的一言一行？我们在自己身上已经找到知识的源泉了。”
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发现了推理的力量，发现远远超乎事实与任何知识的逻辑论证拥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他们觉得，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崇高天赋。这些如痴如狂的辩论家将会就任何有趣的话题，展开证明与反驳，确证与否定。他们有点像希腊的智术师。由于他们代表了一种摆脱以文学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的趋势，故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取而代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