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不仅见证了名为工业革命的伟大经济巨变的开端，而且也见证了以卢梭为标志的反文化传统的第一波巨大浪潮。歌德以其无所不能的天赋重新表述了这一传统，但这也是最后一次重新表述。歌德之后，再无无所不能的天才。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传统。他把荷马，把柏拉图，把亚里士多德，把《圣经》视为该传统的根基。他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行，其中很多他都认为比自己伟大。在他眼中，历史是值得尊重和忠诚的一系列伟大思想。如今看来，歌德似乎比我们更接近但丁，接近莎士比亚。他是这个黄金巨链的最后一环。不过，他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仍可以抓住那最后一环。
这个传统的媒介是文学，亦即想象写作（imaginativewriting）。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们有理由始终牢记。我们时代的一些杰出的哲学家问道，歌德的思想是否还能满足当今需要？这个问题将会在我们此次会议上得到充分讨论。不过，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纳一下，这样来提问：诗歌与哲学的关系如何？两者有无共同之处？有无交界之处？还是说两者互不相容？历史上，我们能否找到这两种精神创造形式的交锋？
当孔德[7]发表其巨著《实证哲学体系》（SystemofPositivePhilosophy）时，歌德尚健在。在该书当中，作者论述历史规律时，结合了人类经历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我们现处于第三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抛弃神学与形而上学。诗歌当然肇始于神学阶段——见证者是荷马。几十年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指出，16世纪诞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的不朽诗作。当时，他们正如日中天。可到了17世纪，他们为伟大的哲学体系建构者所取代。时至今日，哲学有什么要说的吗？它是否佯装成文学的替代品？它是否佯装证明文学大势已去？它是否把诗歌视为过时的精神表达形式？让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在历史的语境下思考它们。
荷马是欧洲诗歌的伟大祖先。他是希腊人的导师。有趣的是，哲学诞生自希腊，对荷马却怀着极其强烈的反对态度。赫拉克利特说过：“应该用棍子好好教训他一顿。”柏拉图也对荷马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攻击收效甚微。在希腊思想的最后阶段，人们把荷马的诗歌视为圣文（HolyWrit）。新柏拉图主义者阐释了这些诗作，揭示出里面的微言大义。
此后，哲学从欧洲的舞台上消失了数百年。作为思想活动的形式，哲学对身处黑暗时代的人类太高不可攀了。新兴的北方民族不得不竭尽全力，学习基础知识。他们熟读拉丁语法，纵览拉丁诗歌。1109年逝世的圣安瑟伦是中世纪第一位独创思想家。在12世纪，风和日丽的春天降临整个欧洲。各种大胆的哲学和神学问题纷纷提出，美丽的歌曲之花频频绽放。思想与诗歌如胶似漆地走到了一起。然而，到了世纪末，情况发生了逆转。学生如着了魔一般，痴迷于咬文嚼字，吹毛求疵，也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教育的主业变成了学习课程作家，也就是享有经典权威的拉丁作家。
这里，请允许我再多言几句。我想，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牵涉了一个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与传播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如此表述：何为经典？大家还记得吧，1944年艾略特曾问过这个问题。早在1850年，圣伯夫也有同样的疑问。每个时代都要面临该难题。有人跟我说，一些美国大学甚至列出了世界上最好的一百或者一百一十本书。现在，让我们回到七百年前。那个时候，适合学生阅读的最佳书籍有哪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