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女性文学勃兴，刊刻和发行女性诗集成为聚讼纷纭的议题。就女性而言，刊刻诗集等同露才扬己，有悖温良、贤淑的妇德。而中国传统中“诗如其人”的诗学观则使这一展露愈形不堪。与女性作品传播上所呈现出的这一文化上的两歧萦绕牵绊，女性每自焚其稿或央他人于身后代焚其稿，以示自疚、自责。在女性的小传及诗集序言中，“焚稿”之事屡被提及，以致她们的作品俨然火中“孑遗”。而恁多以“焚余”题名的手稿、诗集彰显了这一惯例的象征意义；它是对温良、贤淑之训诫表示认同，亦是对写作于女子不相宜这一观点的部分默许。[38]
然而，至少一位批评者，吴均，在胡佩兰（汪启淑妾）诗集序言中，若非是十足讥讽，亦公开质疑了这一陈词。在吴均看来，“今之作妇人传者……耻其诗之少”，乃“必称焚弃之余”。他嘲笑作传者或还以为女子孝必刲股，贞必毁面。[39]值得注意的是，《撷芳集》收录的媵妾诗集中，只有两部题为“焚余”。[40]与“妇人”为众期许的恭谨、恬退迥异，很多媵妾都设法保存、梓行自己的诗稿。在几篇序中，丈夫都称侍妾于身染沉疴，不久于世之际恳请其为之刊刻诗稿。[41]
袁倩是顾益斋的宠姬，与顾的正妻失和。据她弟弟的密友也是她的小传作者说，袁倩于是“私键其稿以授弟”。感愤成疾后，袁倩召来其弟，殷殷嘱托，称不愿像蹇塞的小青那样薄命飘零——小青是晚明时一名侍妾，被妒恨她的大妇幽囚在西湖孤山。相传，这位悍妻不许丈夫去探望小青，小青乃将自己的情志尽瘁于诗。但人们推测她的大部分诗稿在她含恨夭亡后都被将她视若仇雠的正室付诸丙丁了。[42]小青之才、之遇在众多媵妾心底引发共鸣，诗中，她们常常以小青自况。袁倩在将诗稿交给弟弟时，坦言相信自己将凭借这些诗而“终不死于千百世以后之人心”。[43]她对诗感人、传世之力竟坚信若此。而因能与娘家人（弟弟）保持联系，诗集亦得以留存，则是这一案例犹堪寻味之处。通过自我铭刻而为人所知、被人认同，对此，媵妾们念兹在兹；这与女性自焚其稿免为人知的一般想法截然不同。
媵妾在她们的诗笺中更坚定、果决地言说爱欲与思念。换言之，媵妾们能够开掘侧室所秉有的边缘性，建构显然比正室更自由、更少正统妇德束缚的主体立场。“妻”这一角色要求正室在生活中辅助丈夫、在道德上引导丈夫——给他们忠告、建议，艰困中的抚慰，以及燮理家政，等等；但对媵妾却较少这样的期望。媵妾在写给丈夫的诗中可以相当坦率地言说爱欲。《撷芳集》中收录的四首徐珠渊（1650—1689）的诗就是显例。徐珠渊是清初诗人、学者施润章（1619—1683）的侍妾。这四首诗都是寄给时在北京的施润章的。其时，施以暮年首度入选翰林、参修《明史》。[44]徐珠渊十三岁归施润章，施亡后五年辞世，卒年仅四十。在她寄诗润章款诉心曲时，三十几岁：
寄北
风紧牵离别
灯残人未眠[45]
此身无羽翼
安得到君边[46]
与诗行间涌动的思恋、爱欲适成对照，在施彦恪为徐珠渊所作小传中，这位施润章与其嫡妻之子强调的是其庶母的至德及对夫君的赤诚。[47]
《撷芳集》收录的几位侍妾的小传表明，与其与纨绔子弟为妻，她们更属意于为文人学士之妾。易言之，她们深知自己文学上的才具和禀赋，她们将心智与艺术上的琴瑟和谐而不是名分视为天作之合最重要的指标。
《撷芳集》收录的姬妾们的诗作中，我们发现：幽闺、小园的背景屡现；时节变易、万物行休的省思、咏叹迭出，这是她们在荫蔽下无多新意的日常存在的折射。她们的诗时有寄赠丈夫或陪侍丈夫与正室的主题。偶尔，也可读到她们侍夫宦游时写下的诗作。但，如笔者上文所言，她们绝少有写给娘家亲人与子女的诗作。对“示儿”这类在正妻诗中屡见不鲜的主题的回避与省略与媵妾的庶母身份相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