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节点上，应该不言而喻：白璧德“阳刚”而且“意气风发”的文化话语，虽包藏在胸襟宽阔的修辞之中，但同阿诺德、洛克、密尔的古典自由主义一般无二，同一种本质反动的社会政治学沆瀣一气。美国大学必须以“古典完人”之名，向所谓堕落的（顺应天性而自我伸张的）学子们灌输中心的规训之道。同样，幸存的残渣余孽以超验“优秀自我”之名治下的美国，也必须磨炼庸众，净化他们“天然平常的自我”之“天然性与平常心”。这个主题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之中不占中心地位，而仅仅是含蓄地蕴于其中，而在《民主与领袖》（1924）中却成为昭然之论，一望便知。绝非巧合，《民主与领袖》落墨于俄国革命的余波之中：
启迪我们立宪而对立于独立宣言的论点……同博克所见略同。如果说，第一个宣称人人有某种抽象权利的政治哲学本质上同杰佛逊相连，那么第二个哲学则以华盛顿的思想为杰出代表。杰佛逊式的自由主义者信仰自然人的良善，因而容易忽略个体以及国家对于否决权力的需要。敝人以华盛顿为这种自由主义者的典范，他们对待自然人的态度不算特别张狂。正如人具有一个高贵的自我，严格自律地基于庸常自我而动，同样他们也认为，国家也应该有一个高尚而恒定的自我，合乎法度地体现在制度之中，对任何时刻由大众意志所表达的庸常自我予以限制。当然，敝人正在确定的，乃是一种制宪民主与一种直接民主彼此对立。人们所奉行的第一原则存在着对立：一些人坚持大众意志应占主导，但仅仅必须首先净化其纯粹本能冲动和纯粹飘忽思念；一些人则认为大众意志应该直接主导，完全无须约束。[43]
像阿诺德一样，白璧德祭起了埃德蒙德·博克的灵旗，将国家神化，视之为“优秀自我”的象征。1791年12月，博克在《思考法国事态》一文中，对于法国革命批评展开了彻底的解构，而这种解构观对于阿诺德的政治话语产生了强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救赎性的影响。[44]与阿诺德的政治话语不一样，白璧德的话语正如上述引文以及比比皆是的净化修辞所示，是如此绝对地坚守中心，以至于不容许丝毫决裂的姿态对它构成挑战。所以，正如海德格尔的语言论可能所示，白璧德的“阳刚”人文主义话语虽然被倾空了本体论内涵，但毕竟对“美国民主的标准化平庸境界”展开了全面的合理批评，面对“红色恐慌”而致力整体化，这种话语就成为绝对包容的圆圈，一种颇似极权主义权力的工具或技术体系：
随着一种虚幻的自由主义的生长，主宰着当代芸芸众生的精神将会越来越不满足于投票箱和代议制政府，越来越不满足于宪法的规定和司法控制，越来越渴望“赤膊上阵，直接行动”，时代就可能降临。此乃帝国主义领袖应运而生的时代。任何一种帝国领袖，特别是在我们这样对法律控制下的自由福祉心领神会的国家大获全胜，都将是一场灾难，可即便如此也不乏选择的机缘。如果找到墨索里尼在美国的影子，我们自以为幸运的环境就朗然出现了。必须由他来拯救我们于列宁的影子之中。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尚未偏离联盟主义传统之基本原则而越飘越远的话，这么一种紧迫情境就十分遥远。而维持这个传统即同维持诸种标准密不可分。[45]
布莱克摩尔对《民主与领袖》的这个段落做出了非常到位的评论，他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