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彪炳史册的经典之最终业绩，他们灌输到学生心灵的中心化“人文伟业”而再生出来的业绩，就是形而上学的记忆，经天纬地的监控和遗忘一切的压抑，后现代反记忆以不同方式将这一伟业等同于“邪恶的圆圈”[38]；或者像德里达所说的，“……一项以根本不动性和稳固确定性为基础构成的且本身超越于游戏范围的游戏”；或者像福柯所说的，一种“类似形象的范式”[39]；或者像阿尔都塞所说的，一种“表现性因果律的问题意识”[40]。也就是说，它们再生产了全景监视的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涵-濡“零散的知识要素”，实施强制，削足适履，将“物自身”的异质性，将“物自身”的差异，将“自然兴显”的状态，匀质化入同一者的形象，将存在物的动态生命之怪异形象（dis-similarities）匀质化入大写存在之类似形象（similarity），将“杂多”匀质化入“太一”（整全同一），将时间匀质化入同时性（空间）。不仅如此，它还模拟（再现、假装、异化）欺骗的形象，掩饰的虚伪，也就是说，它还模拟飞散境遇之中的男男女女步入歧途而且慧黠荒诞的真理之“精粹”。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真理不是契合，而是解蔽。
这种权力意志即哈特曼（GeoffreyHartman）说的“神秘管制”（mysteriousmanagement），它塑造了白璧德全景监视的“涵濡学说”，从而解释了他施加在那些为其特别关注的文学之上的暴力。这种暴力不仅施加于欧里庇得斯、卢梭、华兹华斯、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的“偏离中心”或“离经叛道”的文本之上，这些文本统统被他斥在人文主义“杰作”经典体系之外。而且这种暴力也施加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蒙田、博克和歌德的“位居中心”或“长命不衰”的经典之上，他以新人文主义之名而一再肯定它们的经典地位。笔者意思是说，白璧德将文本之中“精微殊异”的“狄奥尼索斯”游戏，即这种决裂的“延异”，统统归约为那种大而化之的典范教理，这种教理同独占鳌头的“中正之道”的约束力之间的对应关系似是而非。这么一种归约使文本的存在疏离，文本无家可归，以至于“永据中心”的心灵及其涵濡权力“窒息”“控制”“管制”了文本的随机尺度。布莱克摩尔（）将白璧德与威廉·詹姆斯捉至一处，“之所以选择詹姆斯这个名字，乃是因为他恰好代表白璧德深恶痛绝的试验性、歧义性以及可能性”。布莱克摩尔指出：
詹姆斯传道授业，借着慈悲风调，循循善诱，人格魅力，伸张莘莘学子的心灵，而不是靠强制力量。白璧德限制心灵，而詹姆斯伸张心灵……他好像在教音乐，教得满堂华彩，但只是谱上谈乐。
这个人物表面看来却不那么霸道纵横。因为他传道授业，博览群书，唯独赞美那些已逝的伟大作家，他们的佳作恰恰就像乐谱，只有残缺不全的标记模糊地指向音乐，而我们完全无用武之地。这么一些作家的思想传流于世，可以被当作公式、当作中介的抽象命题来理解，但是当这些思想被演绎成戏剧或寄寓在现实之中，它们就成其为诗。因此，如果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想象之中，在当代文献之中，看不到这些诗篇生命的复活，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漠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索福克勒斯也不是没有暴力，安提戈涅虽非傻瓜，却是一个十足的机械狂徒；克里翁虽非笨伯，却在徒劳无益地叫喊，声嘶力竭；伊斯墨涅虽未背负恐惧与爱的双重罪孽，却是一息纯粹的忧郁之气。简言之，假如我们自己没有对之投射暴力、愚蠢、固执以及惧与爱交加的情感，整个希腊戏剧只不过是一些典范之作而已。白璧德不仅满足于这种典范之作，还坚持典范之作的统治，而牺牲一切其他的旨趣。这就是他何故永远游离在这些典范之外。[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