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和拉丁的经典书籍在其借以书写的语言死亡之后还存活数百年，不妨推测其原因在于，这些经典书籍不死，活力常在——它们同短暂之物最无关系，而同永恒的人性最为密切。经过无数的努力，世界缓慢地从糟粕之中提取了精粹，于是渐进地确立了判别标准。（LAC，第82～83页）
这些标准当然是经久不衰的古代标准，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一些支配着话语型构的轨则”，唯有这些标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抑制卢梭主义散播的（阴柔）潮流。也就是说，经典确立排斥/包容的“人类心灵的中正之道”，作为“杰作的金色之链，将更加牢固的种族经验联成一脉独特传统，这些经典书籍同时也在本质上认同爱默生的说法，它们就是一位广闻博见的雅士所作”（LAC，第244页）[35]，而且首先要灌输“清明儒雅，中庸见识”（第240页）。这么一项标准不仅包医精神百病，而且还促进“心灵的阳刚之气与涵濡力量”的复兴（第212页）。研究古典的核心文本或经典的文本体系，就能确保一种畛域分明、含弘光大、整全一律以及上尊下卑的文化之传承与稳固，而精英贵族在其巅峰指点江山。德国批评家常常丑化美国教育“被动接受”“阴盛阳衰”，但白璧德认为仅仅如此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仅仅如此，“就会忽视人文化成的志业，而这项志业乃是大学教育必须全力推进的特殊目标——以最为阳刚的反思努力，整合零碎的知识要素，使之进入理智、意志和品格；以高超的炼金术将纯粹的学识凝练为文化”（LAC，第101页）。
最后不难预料，白璧德再度肯定古典核心及其所养育的心灵涵濡力量，同时也就复活了“阳刚的”形而上父权文化记忆，以事后君子或高视阔步的方式去感知人类经验的时间化分殊过程与包括文学生产在内的历史，因而就可以整体上观照存在，或者监控存在：“安详善待生命，视生命为整体！”[36]换言之，白璧德的记忆即霸道专横，是“健忘”“尚古”“追思”以及“碑铭”的记忆，属于主导文化。诸如白璧德一再丑诋的欧里庇得斯、拉伯雷、施泰因、布朗蒂这么一些“边缘”作家，以及诸如赫拉克利特、卢梭、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么一些思想家，总是以一个中心取代一个中心，不懈地质疑权威，但这种文化记忆依然监控和决定了直到白璧德时代的西方历史上的学术、诗歌、阐释和教学：从柏拉图到阿奎那、摩尔、笛卡尔、黑格尔、边沁，从维吉尔到但丁、巴尔扎克和T.S.艾略特，从西塞罗到卡斯提格利翁、伊利欧特、纽曼和阿诺德，概莫能外。最后，这种文化记忆以美轮美奂的纪念碑上的宁静形式再现存在-动势，让时间中散播的“在场”凝固在这宁静的形式中：
简言之，推进人文化成的可行之道，就是为复兴几乎丧失殆尽的读书之艺而奋斗。作为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温文儒雅的人，当对文学之至美，对完美地表达那仅存于古圣先贤心中的昭灵之心，充满深厚的记忆。反之，人文主义之式微，卢梭主义之伸张，其共同的标志就是记忆的高尚用途不可挽回地败落。不像现代人那样，希腊人认为，缪斯女神不是天才灵感的女儿，而是记忆的女儿。（LAC，第244页）[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