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我们已经在阿诺德那里领教过了。在福柯看来，对于启蒙的话语实践，它也最为基本。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人文主义者面对差异心生忧虑；而且像这个词语的语源所示，它还表明他最终实施一种自我削平和同质匀化的程序，将自我还原为一种“有形的无形之物”，进而抵消其对于外来暴力的敏感度。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白璧德典范的人文主义终归产出了“庸人”或者“平均化的人”（dasMan）[31]。
在白璧德看来，当然是这个“庸常的自我”，是这种为卢梭及其浪漫天才崇拜者所开创的“血性冲动的天然游戏”[32]，导致了现代人日益深重的危机。因此，为了达到和谐与宁静，实现平衡与儒雅，人文化成而塑造“优秀的自我”，白璧德与阿诺德一样呼吁重建“超然无执”的原则。但是，在这种安详宁静、儒雅清明的境界之中，同一在本体论上不仅先于而且构成了差异的可能性条件，“一”在本体论上不仅先于而且构成了“多”的可能性条件；因此，白璧德的“慷慨无私”与阿诺德同出一辙，都是一种功利引导的非功利，有利可图的超然：“万物以人为度”，这一前苏格拉底希腊形而上学哲人所提出而为罗马人发扬光大的超历史尺度，在白璧德看来且浸染了基督教神学的基质风调：
人这种造物，注定就单向残缺，仅当他克服其天赋宿命，仅当他调和各种力量令其相反相成而达到中道之法，他方化成人文。用阿诺德可堪钦敬的话来说，人文化成之鹄的，在于“安详善待生命，视生命为整体”。（LCA，23页）
一个恒定不变的中心，不仅成全了它在世间的历练，而且同时免受历史的冲击（即时间所散播的重大差异）。白璧德的中正之道深深扎根于这个恒定不变的中心，因此它不仅认可而且要求“形式平衡”“精挑细拣”“约束限制”以及“纪律规训”。（白璧德一再呼吁中正之道，笼罩在这种具有方法论强力的修辞之中）这个中心化的规训标准事实上构成了文化的手段与目的：
无须反复饶舌，古典精神的精髓在于，我们首先不应该志在求源，而在于化成人文；而要化成人文，则必须仰望一个昭灵的范型，并模仿这个范型。“文化”一词，屡遭滥用，但在其真正的含义上，乃是将源自模仿而来的形式感和平衡态强加于一个人身上，限制其张狂的本能。[33]
“尤其是在当代美国，前所未有的需要”在于，向高贵的青年人灌输这种重见天日的中正之道（LCA，179页）。而这当然就是本科教育的使命：
现代社会印象主义盛行，此乃一种缺乏尺度、穷奢极欲以及紊乱失序的取向，传统的标准已经丧失，新的标准尚未建立。如果不尝试充分考察这么一些范围广大的话题，我们至少也可以指出，对教育的最大败坏，莫过于卖弄学识，拼命标新立异。一般说来，教育理当代表我们民族生活之中保守和统一的精神。学院更应该维持人文标准，如果它还有理由作为既不同于大学又不同于预科学校而继续存在的话。学院的使命并非像人们所假想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自我表现，而是更要帮助他们化成人文。用纽曼主教（CardinalNewman）的话说，学院是“达成伟大而平凡的目的之伟大而平凡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提供风雅与判断的原则，涵养清明与核心的灼见，给予背景与视野，甚至激发起顺从精神，至少也应该给予对过往世界经验以应得的尊重。（LCA，240～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