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孙·克鲁索拥有巨大的资产可视作18世纪的英国商业文化的崛起。[15]而在中国则是相反的境况，一般读者可能不太清楚，由于传统的看法，传统的中国看似是永恒的土地文明。然而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从16世纪开始中国已有明显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是大规模货币经济发展的时代，提供数量庞大的外国银两。曾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断言“在1527年至1821年间至少有一半的白银是从美国开采运至中国的。”[16]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和一些大城市，大约在明朝的最后几年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白银和商业的中心。[17]在此商业化的背景下，我们能在16世纪的中国找到像《金瓶梅》这样的文本，其中的角色是笛福想在一个世纪以后的英国塑造的也就不感奇怪了——金钱是“世界上给定的份额。”
然而，比其历史准确性更为重要的是将惊人的金钱意识嵌入到两部小说中。虽然在上述的两个文本中，经济贸易的例子为我们提供叙述功能，提供目标，并分别给予两个主人公完全相反的判决：对克鲁索的是偿还和报酬；对西门庆是惩罚和报应。不仅毫不费力地回收他之前的财产，而且更令人兴奋的是戏剧化地使克鲁索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的好运气就是“上帝的恩赐”，表明上帝的恩典已把他从曾经的荒唐中救赎出来，他违抗父亲的意愿坚持出海，这是在整部小说中尖锐批判他的“原罪”。然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对自己大批的商业投机生意的回忆与其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形成了冷漠的对比。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小说批评家张竹坡曾这样评论“许多账本，总示人以财不中用，死了也不带去也。”[18][许多账簿的目的是向读者展示金钱的无用，因为钱是死不带去的]。因此主人公在总结了自己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和伺待解决的债务后流下了眼泪。在小说中通过描述主人公的妻子、家奴和财富在他死后很快便消散不见来证明西门庆一生的财富积累都是徒劳的，最终的结果直接讽刺了他在临终时泪水涟涟许下的遗愿“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
从两部小说在文本中描述经济活动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中立的，客观的史实或者不合逻辑的细节修饰：与此相反的是，他们依靠揪住人心的紧张局势展开叙述——简言之，紧张的关键在于认为追求财富和功利的个人主义是否是道德上的“好”。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者所命名的“物化”这一完全的历史哲学现象。然而物化这一术语在《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中只出现一次或两次，例如，“物的拟人化和人的物化”，它因卢卡契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马克思主义中心的重新解释后开始受到广泛的批评与关注。卢卡契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物化”这一现象：“它的基础在于人呈现物的特点和与之要求的‘有名无实的客观性’的关系，一种看似严格合理的自治和信奉所有隐藏的基本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
卢卡契关于物化的理论因其“深刻的保守含义”[20]而遭批判，因为他关于社会关系优先冲击经济合理化的是“人”和伦理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一个人没有认识卢卡契的基本设想，他将依旧认为他所观察到的经济的激化是因为社会关系“失去个性”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社会关系仍是传统意义上本质与道德的关系。在溶解相关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的物化需要复杂的个人心理调整和集体的水平。物质环境的改变会刺激这一文化危机，笔者认为这也是构成中英文小说中“第一”个“现实主义”的关键推动力。
另一方面，为反映主人公截然相反的命运，两个文本就我们关心的物化问题也用了完全相反的方式。如果克鲁索最终的救赎和偿还确实像迈克尔·麦克恩的论文那样认为笛福小说的前提是“欲望的回归”，[21]那么西门庆的早逝则表明在《金瓶梅》里推行完全相反的原则，在16世纪末的中国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几乎以经济为导向，以自我欲望为中心的世态，就如笔者所说的“利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