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国传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价值体系，但《金瓶梅》中对利己主义的冲击绝非中国特有的文化——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等很多的西方作品都在表达对这种物质利己主义的反感。事实上，在世界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笛福的小说中关于物质利己主义的归属问题是个例外。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滨孙漂流记》的叙述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个人的神话。[22]换句话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指出这个“第一本英语小说”表达了从15世纪开始欧洲世界里最异乎寻常的一种文化态度：即出现了“一个以资本不断积累为驱动力的系统”。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沃勒斯坦坦承援引保罗·斯维奇，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23]虽然它的起源可能仍然是不明朗，令人费解的问题，全新的资本主义增长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化中普遍存在，并且渗入到通俗小说。与此同时，《鲁滨孙漂流记》中精心设置的叙述策略呈现了物质利己主义将面临紧迫感，暗示了这部小说资本主义逻辑的明确化仍不稳定，在文化框架内仍有很大的争议。
《鲁滨孙漂流记》关键的叙述策略是采纳物质利己主义，包括挪用亚历克斯·塞尔柯克，一个漂流者依靠自己独自在尔南德斯群岛上幸存下来的真实的故事。这种策略减少了主人公服务于小说意识形态的“自然状态”，因此允许他的物质需求在“必要”或者生存的情况下合理化。然而真实的漂流者亚历克斯·塞尔柯克在1709年被营救的时候，不仅身体羸弱，精神恍惚，甚至几乎忘了如何发声。而在笛福的小说中以他为原型虚构的人物不仅成功地塑造成头脑清醒，身体健康，而且还能很好地维持基本的生存：用凯罗尔·霍利亨·弗林的话来说就是主人公“供养自己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他到无人岛不久之后，起初他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无助的“俘虏（Defoe，71），随后变成统治者，他周围环境的主人，他开始劳作，就像他所说的，两个大农场”——一个家居的围场也被他称为“城堡”，一个花园般的休息地，他“乡村的所在地”（Defoe，110）。
是什么能让克鲁索在一个一个文明创造中——造房子、耕种等等——能够彻底地成功转变。在小说独立的设置下，这些重要技术的突破完全是脱离了现实社会的进程，通过这些呈现了主人公奇异的发明。主人公的物质利己主义，作为这种魔幻叙述的结果，是一种神话为神一样的创造力和奇迹。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取代克鲁索技艺的历史原因不仅仅涉及英国或欧洲的科学传统本身，还牵涉到一个全球性的物质变换网。例如，莉迪亚·H·刘曾证明了小说中一直称之为“陶”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当时在英国很流行的中国瓷器。正如刘所证明的，虽然在18世纪的英国制造业中无法找到能够成功地复制像他们所谓的“正宗的”中国瓷器，笛福小说中的克鲁索尽管没有说它叫什么还是创造了类似的东西。重新命名为“陶器”，瓷器，这种中国技艺的象征，在18世纪的英国拥有很大的商贸市场，被用于刻画克鲁索的形象，证明其无所不能的经纪人，就如刘所暗示的是错综复杂的英国殖民的产物。一个强大的后殖民批评，刘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小说虚构的暗示和《鲁滨孙漂流记》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形式现实主义”的前提是本质上与历史无关的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了文化，文明的自我满足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