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为数不多，媵妾仍致力从被派定的边缘言说自我的身份与主体性，并试图改变这一处境。她们的作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使我们得以获知明清复杂性别世界的另一维度。对某些侍妾而言，虽身居边缘，她们却因之而将侧室变为重要空间。她们得以利用这一社会、物质空间内在的悖立——从属却不失独立。在这样一个无论物质或情感都孤立的地带，一些媵妾设法营构和维护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恰是在意在彼此增益的边缘-中心的空间区隔和上层-底层的社会等级的双重枷锁中，某些媵妾凭借书写开辟了一方能动空间。
无论就现实还是隐喻层面而言，因顺遂、横逆之别，侧室会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意义和形式。在富有之家，除却位于旁侧或后部的某个房间，侧室还可能是一个跨院儿（如《金瓶梅》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所示），宅邸中一个恬静的居所，竟尔是府外一处幽静的乡间别业。钱谦益（1582—1664）即曾为柳如是别筑绛云楼，二人于其间同攻铅椠，远离俗务羁绊与妒妇“狮吼”。[48]
然而，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另一些侍妾则像传说中的小青一样与正妻交恶。李淑仪（1817—？）就宛若小青转生，她是黄仁麟的侍妾。在自己的诗和诗集序中，李淑仪讲述着自己的身世。[49]最初，身为农户的父母因家境困顿不堪而将她卖给人家做丫鬟，一家之中，丫鬟位于女性等级的最低端。尽管她有幸遇到一位将她视若己出、教她读书写诗的主母，但九岁鬻身为奴这一经历所造成的情感创伤李淑仪一直未曾疗愈。在《鬻女歌》中，她犀利地批评了自己的父母，结尾椎心泣血地疾呼：
……
百年难洗青衣丑
与其鬻女身
不如啖女肉
啖肉犹得饱亲腹
鬻女女心死不足[50]
父母鬻女为奴的行为已经斩断了亲情，因而，李淑仪也就不必再履行孝女的义务。她把自己的一腔孺慕之情都献给了慈祥的主母。李淑仪的读写能力与她的文学敏感不仅使她痛切地了悟自己的社会身份，而且使她能够以精警有力的言辞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回应——她对自己无情（但，也可能是无助）的父母的怨与怒。李淑仪这一自传性的诗体记录也是对轻视女儿的文化体系的控诉。
据李淑仪叙述，主母临终前，为使她未来有所依靠，就让她与黄为妾。年轻的黄仁麟与李淑仪年龄相当并且一样雅好诗词，的确堪称佳偶。但仁麟正妻却憎厌这位饶具才情的侍姬，将她禁闭在山间的小楼中，多熟悉的剧情。在谪居的那一年，李淑仪完成了——《疏影楼名姝百咏》和《疏影楼名花百咏》，而两部诗集付梓时，李淑仪才十六岁，如此早熟。[51]李小荣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疏影楼名姝百咏》中，遭遇拂逆、正当韶华的侍妾李淑仪企欲理解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52]借由题咏一百位著名女性，妃嫔、名媛、侍妾、歌妓，李淑仪关注着她们缤纷的才华、斑斓的成就和悲剧的命运。李淑仪从史籍、稗官中钩沉辑佚为这一百个女性人物附上小传，为她对每位女性的诗意读解提供了历史脉络。对李淑仪而言，写作开辟了历史探索的空间，写作成为超越当下局限的工具。
为更细致地考察文本生产中的能动性，下面我们将聚焦沈彩的生活和文学创作，这位才情卓异的女性以她丰富的诗文展示了侍妾如何借由文本生产创造和呈现多重主体位置，堪为显例。沈彩作为侍妾书写者的经验还提供了有益的镜鉴。在婚姻生活中，她与丈夫及大妇的和谐关系可同上文引及的其他案例相辉映，也可与诸如李淑仪这样的悲惨案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沈彩身居内阃的稳定生活与如李因那样侍夫宦游的媵妾的漂泊生涯相比也判若鸿沟，李因的行旅诗笔者将另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