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悲情哀悼元祖，试图以语文为媒介去接近那些渺茫无稽的时代，去传承已逝年月的遗产，这就是18世纪复兴于德国的古典学的使命。近代以来，古典学，尤其是古典语文学在德国及欧洲的历史，展现出两种互相对立彼此竞争的志趣。古代世界的第一次复兴始于中世纪晚期，在15世纪的意大利和16世纪的法国达到顶点，而复兴古代世界的动力在17世纪早期的宗教战争和迷信之中烟消云散。[22]而古代世界的第二复兴也发生在17世纪晚期，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德国达到**，其标志是早期浪漫主义构建的“新神话体系”。这一融合异教审美主义与基督教信仰并让逻各斯与秘索斯共生的新神话体系，一直蔓延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废墟延伸而迷信再度流行，人类对于蛮荒黑暗的古代望而心酸，痛苦铭心刻骨。就像《浮士德博士》中的堕落天才莱维屈恩一样，惊魂未定的世界，唯恐再度滑向中世纪文明形成之前或古希腊文化崩溃之后的那个黑暗的深渊。在早期浪漫主义复活的古典世界中，希腊文学以一种看似原汁原味和未被稀释的方式重新进入了欧洲文化的血脉之中，古代向现代世界散发出亲近的光亮。所以，F.施莱格尔说：“人类一切创作和创造的对象，在其共同的源头和起源都可以在神话之中找到，诗乃是天地万物中最高的巅峰。”当希腊神话审美主义幻灭，罗马政治帝国主义崛起，学术范式取代了诗意范式，“诗意的观照丧失殆尽”，F.施莱格尔呼吁浪漫主义重振批评的志业，通过追忆自由来拯救“诗的尊严”。[23]
延续浪漫主义诗意批评的志业，罗曼古典语文学传统下的德国文学批评家致力于打通思想与文学，在生命与精神交融的纬度上把握欧洲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性。F.龚道尔夫（FriedrichGundorf，1881—1931）指出，文学史家的任务，就是将作家用语言表示的意象再次阐释为思想，因为诗化的“思想意象”比思想本身更加珍贵[24]。“思想意象”这个概念对于罗曼文献学批评极为重要，在20世纪批评范式的演变中占有一个十分显赫的地位，化为“基本隐喻”（卡西尔）、“有意味的形式”（克乃夫·贝尔）、“绝对隐喻”（布鲁门伯格）、“终极能指符号”（德里达）而散播在文学与哲学文本之中，担负着瓦解思与诗的壁垒、汇通文学与思想从而建构文化精神整体景观的使命。
库尔提乌斯（ErnestRobertCurtius，1886—1956）接过F.施莱格尔有关诗意批评的格言，更为透明地阐发说，“批评就是以文学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5]以古典语文学为手段，以“主题”为引导线索，库尔提乌斯在伟大的作家身上去感受历史的宏大谋划，去展示结晶为隐喻的一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和一个作家的根本倾向。库尔提乌斯的研究对象为拉丁中世纪和欧洲文学总体性，其基本手段乃是古典语文学。但是，中世纪研究若不超越古典语文学，就绝对无法令人感到满足，因而关键在于从古典语文学的琐细的考证之中，批评家还必须形成一种整体历史视野，据以从语言出发恢复并展开精神世界的结构。[26]这样，库尔提乌斯就提出了一种“主题形态学”（topology），将一种新型整体方法牢固地奠基于古典语文学，同时又超越古典语文学。那么，何谓“主题形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