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研究的极限概念则可能将神话带向终结,可能大胆地进行最极端的变形,于是仅仅只是或者几乎就是不让人们认出神话的本源形象。在接受理论看来,这可能就虚构一个终极神话,即虚构了一个彻底用完和耗尽了形式的神话。[43]
因此,“将神话带向终结”直接对立于“实在专制主义”。一个以未来为取向,一个以过去为取向;一个作为理想的极限概念,一个作为规定的极限概念;一个描述神话研究,一个描述神话创作;二者彼此对称而互相呼应。按照布鲁门伯格的一贯用法,神话创作是指神话创造生命喘息的空间而取得的一种假设的本质成就,而神话研究则是指神话在接受过程之中意义的蕴育和形式的变异。而只有在神话创作之后,神话研究才是可能的。“神话确实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以及在什么时刻创造了它们……然而,确定无疑的事实是:神话一定属于源始之物的库藏……我们必定是先占有了神话背后的神话作品,然后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神话研究”。“神话创作”在时间维度上是向后追溯的,指向了那种必须克服的假设的恐惧。而“神话研究”在时间维度上是向前瞻望的,指向了那种可能通达的假想的终局——“虚构一个终极神话”,“一个彻底用完和耗尽了形式的神话”。
因此,“把神话带向终结”这个假设根本就不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而布鲁门伯格也丝毫没有为神话研究建构“终末论”的意欲。《神话研究》的最后一句话,是以问号作结:“但是,如果毕竟还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那又何为?”面临人类生存处境之中无所不在的“实在专制主义”的深渊,置身于“词语进化”的文化历史川流,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神话,特别是尼采的狄奥尼索斯神话)浇愁(忧患与恐惧)愁更愁。当乐观自信而几近蒙昧的启蒙主义者一口咬定,像“灵魂不朽”、“道德自律”和“上帝存在”之类的康德式公设都是“陈年旧迹”,布鲁门伯格被激励而写出了有关神话问题的答案:“在神话背后隐而不显地蕴涵的偶然性压力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我们还可以立即补充说,“自在自为”的人类主体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片喧嚣的“后现代”曾经自信地宣告,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两个神话——“法国革命”与“德国思辨哲学”暗淡谢幕之后,人类所能做的只是挥霍符号,跟随“漂浮的能指”跃入无归川流。但当他们问询“主体之后”[44]谁将粉墨登场时,布鲁门伯格的话可能不啻是经声佛号、暮鼓晨钟。他说:
在全部历史上,春秋代序,纪元相随,让人们既意识到万事万物依然总是冷峻肃杀,阴森之气愈来愈重,同时又意识到在经过了人类最轻浮地挥霍至美的潜能之后,一切依然还是迷雾重重,终无定数。与这完整的历史相对峙,神话研究之每一举措都在破除其亘古不变的冷峻肃杀,甚至还如法炮制地构想了艺术终结、上帝死亡的艺术神话。终结,或者死亡,其后究竟如何?神话却没有表示更多的希望。[45]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1] HaunSaussy,“ExquisiteCadaverStitchedfromFreshNightmare:OfMemes,Hives,andSelfishGenes”,inComparativeLiteratureinanAgesofGlobalization,ed.,HaunSaussy,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6,p.6.
[2] 《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歌》,见[英]多佛等:《古希腊文学常谈》,陈国强译,2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