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门伯格（HansBlumenberg，1920—1996）从古典学入手通过解读神话、圣经、文学文本以重构西方思想史，重视文学感悟与生命筹划的关系，更为关注思想历史的隐喻、象征、修辞等语言维度。他断言，人类在太古时代为征服“绝对实在主义”至上威权和克服自身的“本质匮乏”而创作的神话，不会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和理性文化的洗礼而烟消云散。相反，神话却为貌似断裂的历史提供了连续性，给支离破碎的世俗生活以神性韵味。[34]
1960年，布鲁门伯格发表了《通往隐喻学的范式》一文。这位罗曼文献学家、哲学史家以及古典学家尝试建立“隐喻学”（Metaphorolgie），在整体上把握人类与实在、事实与价值、意象和观念之间关系。[35]伴随着对真理和本源性的研究，布鲁门伯格开创了根植于修辞学而被提升为思想规范的“隐喻学”。对布鲁门伯格而言，“隐喻”不只是一种话语转换的修辞技巧，而是一种直逼人类历史之“前体系隐秘深渊”的精神冲动，甚至直接构成了人类所栖居和理解的生活世界。因而，隐喻构成了哲学人类学的根基。正是以一些根本的隐喻为媒介，文学和哲学分别在各自的纬度上描绘出了人类文化形式的宏大谱图。至此，主题学从修辞学和文学史之中被解放出来，而进入了作为基础、导向和范式的“隐喻学”。他用隐喻体系和神话体系的研究更新了传统古典学的规范，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现象学人类学典范。
与理性主义主导的近代哲学背道而驰，布鲁门伯格像德里达那样提醒人们注意，隐喻并非哲学的危险敌人，而是哲学的原始盟友。布鲁门伯格站在人类文化已经获得的制高点上回望“理论好奇心”的家园，发现支撑着哲学的并非“清楚明白”的理念或者“始终一贯”的逻辑，而是朦胧的心灵直观、模糊的思想意象和异象丛生的神话。德里达则通过清除淤积在哲学经典文本中过度的概念杂质和陈词滥调，把哲学命题还原到一种终极的超验的能指，最后发现“哲学”是“无意为之的隐喻”，“诗歌”便是“刻意为之的隐喻”。[36]换言之，在人类的本源境遇中，思想和文学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并以隐喻为媒介关联起来的。布鲁门伯格奋力向“前-理性”层面开掘，借助直观、神话、象征来把握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世界的幽深奥秘。通过隐喻来恢复已经被遗忘的文学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就是依靠想象力去开启那个只有诗人才能开启的世界，从而像占有艺术作品一样地占有这个世界。通过理性去把握世界，世界就被还原为几个清楚明白的观念。然而，通过隐喻去接近世界，世界反而呈现为一种复杂性层层递增的符号体系。以隐喻为棱镜去透视世界，世界就是多层朦胧意象的紊乱运动，无始无终，没有边限。幻想的构型不仅补偿了人的本质匮乏，而且让我们据此来描摹现实性。而幻想的产物是无法用理性来描摹的，那里保存着某些无法还原为任何一种推理性概念，不能为任何客观化的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不论人类语言被构造得如何精致，它都无法放弃“隐喻结构”这一标准化石。不论推理的范畴表现得何等透明，在它的核心都依然无法隐瞒其来源的基本象征。隐喻体系必须成为理性体系言说的对象，而一切理性体系的言说都根植于生机盎然的审美经验。怀藏着对世界复杂性的敬畏和世界可知性的信念，布鲁门伯格拒绝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简化程序，而提出一种踵事增华的“词语进化论”阐释模式——不是站在意义生成的终点去把握超越作者意图的意义，而是返回到意义涌现的源头去观看意义的涌流，看看“那些陌生的关联、那些隐喻如何不可预料地涌入文本的创造中”。[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