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
笔者在百度上敲下“文化批评”这个词的时候，得到了1350000条结果；而culturalcriticism则有3370000条结果；如果把时间限定在一年内，则得到1060000条结果。这不仅说明了文化批评在中国的热度，也充分证明了这种热度在最近的时间里面保持了上升的趋势。有趣的是，电视台也曾经推出“文化批评脱口秀”，甚至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曾经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批评”，可见人们是如何乐见一种尖锐而犀利的对社会问题和艺术文化的批评。
学术界的情况如何呢？根据知网统计，以“文化批评”为主题词的研究文章，2011年为52篇，2012年为247篇，2013年则上升为299篇。2014年到目前的统计已经达到了149篇。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文化批评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
一方面，人们对“文化批评”寄予了热望，认为“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成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2]，也就是将文化批评看作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从而，能批判和剖析这一社会内在的意义生产和制作逻辑，并凸显特定的中国经验；另一方面，又将文化批评的崛起，看作是中国知识与西方知识的合理结合，并充满信心地认为，文化批评是“针对传统文学研究方式所进行的修正和补充”[3]。
不妨说，在文化批评热的背后，凸显出国人对当下生活进行阐释的强烈欲望和内在焦虑。也许我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批评”正处在一种狂热的时期，人们对于当下社会的不满，尤其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归因而滋生的对于现状的焦虑不安，会激发国人对“文化批评”寄予过高的期待。
这就牵连到文化批评的社会功能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如果社会处在变动、转型、失范（Anomie）的时段，文化批评就会相对繁荣发展。就中国而言，文化批评这种文体的诞生和繁荣，本身就与近代中国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梁启超以恢宏的气势撰写了大量文化批评文章，所评论和分析的现象几乎囊括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前后，杂文随笔随着现代报刊媒介的崛起而大量出现，鲁迅的杂文作为特殊的文化批评文体，针砭时弊、嬉笑怒骂，让我们看到一个历史时代里面所蕴藏的复杂矛盾和冲突。而毛泽东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撰写的政论文章，更是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对立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时期，社会的动**不安与各种奇形怪状的文化批评——也包括姚文元等人“创造”的大批判文体，向我们证明了混乱时期文化批评的畸形繁荣状况；而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传入中国以后[4]，它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通过文化批评的写作阐释中国、理解社会巨变和思考时代命题的功能。可以说，19世纪90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文化批评的一次大爆发。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中国问题的特殊内涵也渐渐浮出水面。文化批评的历史使命和特定的文体意义，也应该被重新阐述。在我看来，如何发挥文化批评的批判力，重新认识并凸显当前文化批评的政治内涵，已经成为文化批评不得不面对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