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种政治性也蕴含在建筑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凝固的宗教，宫殿则是凝固的政治。在《浮士德》悲剧中，反复出现教堂的景观，这超越了戏景的意义。教堂成为一种基督教信仰的标志与象征，教堂也是悲剧情节发展的媒介与契机。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追溯基督教的历史，也无须考辨教堂的建筑历史，而旨在阐明教堂在《浮士德》中的宗教意义与政治意义。
然而，我们如何体验《浮士德》中的大教堂？歌德对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体验既是美的，又是崇高的。歌德说：
我越多看大教堂的正面，我最初感到这儿是崇高与快适之美的结合物的印象便越加强和明显。如果当它的整体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个庞然大物不使人惊惧，当我细察它的各部分时，它又不使我们迷惑，那么它一定实现了一种不自然的、表面上似不可能的结合，这即是说，一种快适之美一定与之为伴。[5]
有教养的人对教堂的体验是深层的，充满想象的各种可能性。无须歌德浓墨重彩，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个宗教的仪式景象，诸如洗礼、圣晚餐、忏悔，这些基督教会的圣礼难道不是上帝的恩典。葛丽卿深信上帝的爱，撒旦的任何**无法阻挡她灵魂被纯洁的身体所包围。她的精神与上帝直接相通，分享上帝的福祉。
毫无疑问，教堂作为戏景在整个悲剧中都至关重要。在悲剧第一部中，葛丽卿精神是以教堂来呈现的，或者说，教堂是理解葛丽卿宗教精神的钥匙，大教堂上演礼拜仪式，葛丽卿身处管风琴的音乐和赞美诗之中。恶灵的出现使得教堂变得阴森逼人，合唱演绎出世界末日的情绪。葛丽卿在教堂的宗教体验幽深无比，她的祈祷泄露出她高贵与单纯的灵魂。葛丽卿的自白道出内心的苦痛与秘密。
唉！唉！
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思想，
千回万转，
萦损了我的愁肠！[6]
葛丽卿内心感觉到哥特式大教堂的压抑与压力。
我心紧气急！
石墙的圆柱
把我包围！
穹隆的层顶
把我压倒！——空气！[7]
一般说来，哥特式教堂的经验是崇高的，身处其中，人的精神有被提升的经验，让人超绝于现象界，飞升到超感性的世界。然而，此时此刻，葛丽卿以安眠药害死母亲后，她体验到的教堂已不是昔日的教堂，一切面目全非。她感觉被禁锢、被压迫、被窒息，她无法呼吸，无路可逃。
教堂是葛丽卿的灵魂栖息之所。对于葛丽卿，教堂是神圣的，是忏悔之所，是祈祷与拯救之地。葛丽卿在教堂之中，教堂对她才显示出宗教信仰的意义。教堂是信仰者的教堂，而非其他，它是精神的存在，也是信徒精神的家园。葛丽卿在教堂的忏悔之言，揭示一个信仰者的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否则，葛丽卿的存在只是一粒草芥，她的生死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尽管靡非斯陀断言，葛丽卿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然而，她在教堂中的宗教行为证明她的死是可以自己来救赎的，浮士德的囚牢救美也是徒劳的。正如拉维利所论，“我觉得表现一个壮观、华丽的教堂没有多大意思，倒不如出现一个凌晨的空旷、寒冷和毫无生气的教堂更好些。我在凌晨去教堂时，总有这种空旷寒冷之感。这样的气氛很容易使人气馁。突然，与上帝的交流和基督教的奥义都消失了，舞台只剩下那淡黄微弱的光线和昨夜被遗弃的满地废纸，气氛阴森而凄凉。这样的气氛，对于正在离开上帝的保护进入敌对世界的玛格丽特（葛丽卿）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她受到良心的谴责，只能感受到痛苦，却又忘不掉浮士德。”[8]戏剧导演拉维利大胆地构想出悲剧中的大教堂，这种戏景的设计契合葛丽卿的精神与灵魂。
然而，教堂也是基督教会制度实施的场所，充斥神父的说教与死板的仪式，基督教的体制化带来的却是基督教精神的没落，教士露出贪婪的面孔，教会制度散发出腐朽的气味。葛丽卿说出了教士心中的教堂。
母亲请来了一位教士，
教士还没有把话听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