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对荷马史诗风格的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却随着荷马研究模式的兴衰而起落。当古典学者关注史诗的并置结构的特点，并视之为口传史诗文体的试金石，《荷马史诗》那种置部分于整体之上的观念就深入人心，普遍流行。但是，奥尔巴赫是在远离欧洲主流学术的孤立绝缘状态下写作《摹仿论》的，他既没有接触到当时已成时尚的种族民俗志，也没有利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近成果。在《摹仿论》问世的时候，“口传文学”观念导致了古典学研究范式的一场变革。其中，“帕里-洛德口传程式理论”（Parry-LordTheoryofOralComposition）就对《荷马史诗》研究产生了影响，为解决荷马史诗的起源问题、作者问题以及史诗文体风格问题提供了一个民俗学视角。通过《荷马史诗》中研究大量的反复出现的“程式”（formula），帕里（MilmanParry）发现史诗在运用某些表现形式之时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规律性。这些反复出现于史诗之中的程式里，最为著名的就是“名词特性形容词”（nounepithet），它们被用来形容威权显赫的神祇和叱咤风云的英雄，赋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语言的独特风味，甚至在这些史诗的译本之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种程式的表达力量。“腾云驾雾的宙斯”，“健步如飞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夜枭之眼雅典娜”，诸如此类，就是作为活形态的口传史诗表演传统之中固有的“程式”。“程式”有利于流传和记忆，而史诗就起源于这种口传而非文字的社会。程式性表达的运用服从于诗歌结构强加的规则，由此而构成了史诗的特殊语法，这种特殊语法构成史诗特殊的语风。史诗的语风绝非任何单个诗人的个体风格，《荷马史诗》便是独立于诗人的自由意志而流传下来的。帕里倾向于认为，这种或多或少地带有机械性程式化的风格乃是对于口传诗歌特殊要求的回答，因为口传诗歌必须即兴创作，“活生生地”在听众面前创作出来。“传统”服从于“口传”。帕里历时两年，在南斯拉夫6个地区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从活生生的口头文学传统之中发掘了丰富的比较研究素材，而对新批评范式下的荷马研究提供了种族学支持。帕里的学生洛德（AlbertLord）撰写《故事歌手》（TheSingerofTales），对乃师的学说进行一次权威的综合，并予以广泛运用。诺托普洛斯（JamesNotopoulos）致力于从“帕里-洛德口传程式理论”中引申出美学结论，提出一种“口传诗学”（oralpoetics）。这一学说论证：《荷马史诗》的并置风格和句法结构不只是原始古风（对立于雅典万神庙和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所表现的古典形式理想），也不能依据往后文学的“从属”美学对这种风格做出评判（柏拉图在《斐德洛斯》中第一次做出了权威的陈述）；相反，置部分于整体之上、置断简残篇于整体结构之上，只能被看作是史诗口传性的结果，因为口传诗歌的创作环境同书面诗歌的创作环境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