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1892—1957）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小接受过严谨的普鲁士传统教育，分别获得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格莱福斯瓦尔大学拉丁文学博士。也许是战争中所体验到的暴力与恐怖导致他放弃法学职业而转向文学生涯，从制度庞大而冷漠无情的法律机构抽身而退，投身到年代久远而飘忽无定的古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土耳其，供职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在图书资讯极为匮乏和生存朝不保夕的流亡困境下，奥尔巴赫完成了巨著《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再现的现实》（Mimesis：TheRepresentationofRealityinWesternLiterature，1946）。同施皮策等古典学家一起，流亡在欧洲之外，流连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间，奥尔巴赫获得了超越地域而整体把握欧洲文学传统的制高地位。“远观其势”，这批流亡的古典学家通过“远距阅读”而波澜不惊地发动了“全球翻译”（globaltranslation）的攻势，甚至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17]
“流亡”境遇对于古典学家的事业意味深长。流亡将他们抛到了欧洲整体文化的网络之外，而对于本己自体的理智、族裔和国族环境只能远观和追忆。长歌以当哭，远望以思归。然而，这批古典学家是幸运的：从地域上说，土耳其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流亡在此的人既是演员又是看客；从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历史来看，伊斯坦布尔是一个象征，代表着恐怖的奥斯曼帝国、经书宝剑并用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苦难之根以及东方的叛逆之道。因而，在这里研究古典学问，本身就是施皮策所心仪的“用人类心智来研究人类心智”。奥尔巴赫对维柯的研究表明，古典学乃是研究人类，故而必须超越国族界限。语文学的家园就是大地，而不复是民族了。而他一心牵挂者，仍然是欧洲文化，所以他的古典学在情调上乃是怀旧的。奥尔巴赫想起了11世纪圣徒维克多·雨果的名言，借此表达离乡背井的积极价值，以明古典学的人类责任意识。
对于老练的人来说，这【流亡】就是学习美德的巨大源泉，先是一点一滴地改变有形的和空幻的事物，从而到后来能够把它们抛到脑后。觉得家乡甜蜜的人，还是一个稚嫩的初学者；觉得每块土壤都犹如家乡的人，已经成长茁壮；但觉得全世界都像是异乡的人，才是真正的完美。[18]
对于这些离乡背井的古典学家而言，古典学不是偏枯的技术之学，也远远不只是关于词语起源及其演变的学究式游戏。从事古典研究，就是沉浸在所有可以亲近的单语或多语写作的浩海般文献里面，从钱币到碑文，从文体到档案，从修辞到法律，范围极其广泛，而文学观念尽数蕴含在编年史、史诗、布道书、戏剧、传奇和随笔作品中。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就是这种古典研究影响持久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人文主义实践的典范之一。但这是一部在疏离处境下重构欧洲文学历史之整体场景的著作，以及基于同母体文化隔着痛苦距离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