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张君劢进一步强调他赞成斯宾诺莎所说的公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当说到这种自由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不能“付诸行动”[35]时，他再次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斯宾诺莎。张君劢的文章表明，这种对事情“是”与“非”的分析工作只有哲学家和学者才能胜任，那些鼓动人民反对政府的人是“捣乱分子和叛徒”。政府必须惩治他们来维护秩序与和平。然而，仔细阅读斯宾诺莎的政治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他的原意，他确实有意画出一幅理想的自由得到完全实现的“社会契约”图，但是斯宾诺莎只是从对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界定中来论证造反（revolt）和革命（revolution）的可能性与正当性，而非宣扬它们。在《政治论》中，他写道：“诚然，为了克服共同的恐惧，或者为了要对共同的伤害进行报复，人们依其本性就会团结起来；既然一个团体的权力取决于多数民众的共同力量，那么，团体越是使多数人有理由团结起来进行颠覆国家的活动，国家的力量与权利必然越加衰微。”[36]。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几乎可视为一部有关社会秩序的著作，是为了支持阿姆斯特丹市的共和领袖、民主斗士杨·得·维特（JandeWitt，1625—1672）。斯宾诺莎的最后一本书《政治论》旨在揭示“君主制和贵族制如何相互组织，以不致沦为暴君制，从而使公民的平安与自由获得保障”。[37]虽然书中所写的内容超出了预先设想的范围，斯宾诺莎向我们表明：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尽管只是相对而言）政权组织形式。可惜的是他在写作有关民主政体的章节时去世，故有关民主的论述并未完成。
张君劢所处的环境跟斯宾诺莎相去甚远。蒋介石不是杨·得·维特，由于张君劢的观点与其分歧较大，故他并不重视张君劢。张君劢既不敢否认蒋介石拥有的“天命”，也不认为被压迫的民众享有“起义”的权利。他更相信由选举和投票所产生的议会民主制，而非广大民众通过武装斗争来获得权利和权力。他把中国共产党人视为“捣乱分子”和“叛徒”。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的历史背景下，发表此番言论绝非偶然。当时国民党的口号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肃清共匪，全部歼灭。”历史事实证明，这些不可轻视的“共匪”推翻了张君劢不敢否定的蒋家王朝，印证了胡适文章中的那个预言。
以上分析的两篇文章是中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在为争取民主而奋斗的事业中所作的贡献。胡适是一时兴致写下了此文，而张君劢的文章则与资产阶级为民主而战直接相关——尽管这场斗争并不彻底：张君劢为避免同蒋介石的冲突而曲解了斯宾诺莎的原意，并试图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却未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以同情之心。
尽管如此，张君劢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呼吁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斯宾诺莎纪念文集》收录了《神学政治论》第二十章相关主题的节译，十分明确地凸显了斯宾诺莎有关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译者逐字翻译了某些段落，却未把这章的标题“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翻译出来。在《斯宾诺莎纪念文集》出版之际，国民党宣传部公布了“宣传作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对国民党统治政策不满的论调，连同宣传赤化的文章一并列为禁止出版之列。有趣的一点是，这个条例对我们理解译者对此处译文所做的处理尤其重要。译者并未使用真实姓名，而是使用化名李述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