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政治秩序的目的是维持公民生活的和平宁静与生命安全。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否处在最理想的状态。相对来说，在最理想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和谐和法制的社会。叛乱、战争和对法律的蔑视只能归咎于统治的腐败，而不是民众个人的邪恶。公民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塑造的。况且，人类的自然情感，不分地域，都是一样的。如果同另一个国家比起来，一个国家的民众更为恶贯满盈，国内犯罪更加猖獗，那必定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推进社会和谐方面做得不够，所构筑的法律框架从一开始就缺乏远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铲除国内冲突的根源，不断遭受战争威胁，法律时常被践踏，那么这种政治秩序与变幻莫测的自然界无异。因为人人都随心所欲地活动，自己的生命也无时无刻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29]
张君劢直接运用这些思想来分析当时中国的情况。他说，“我们国家仍然处在未开化状态，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作‘国家 ’。”[30]在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看来，这种话简直大逆不道。毫无疑问，由于言辞犀利，政府也许会对它们进行错误的解读。事实上，斯宾诺莎的原话措辞更加激烈。张君劢在译文中对最后一句有所省略。引文中那句“这个国家在推进社会和谐方面做得不够，所构建的法律框架从一开始就缺乏远见”，后面紧接着一句：“因此他们自己僭越了国家的权威与权利。”[31]假如这句话逐字译出，国民党特务会把它解读为挑起叛乱的危险信号。言外之意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拥有绝对权力，行使最高政治职能，却把中国治理得一塌糊涂，实在有违“天命”，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还是道义上而言，都有必要采取行动推翻这种政治，结束混乱。是什么使得张君劢误解斯宾诺莎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错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呢？除了国民党情报特务部门的缘故，还有可能是因为写作这篇论文时，张君劢是被视为非法的“国家社会党”[32]的领导人。虽然这个党的名称使人联想起希特勒的政党，但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党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观点倒与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SocialDemocraticParty）相似。显然，张君劢既不希望他本人也不愿意他领导的政党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
论文的第五段（也即最后一段）讨论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思想和言论自由问题。这里，张君劢不再提及“野蛮状态”（barbarism），而是以斯宾诺莎时代的城市阿姆斯特丹为例，探讨什么是理想的国家形式。张君劢虽然用斯宾诺莎的观点来阐明思想和言论自由问题，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他的原意：把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与其所在社会的统治制度大大地对立起来。显然，这应归咎于张君劢所置身其间的政治现实。事实上，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已步入商品社会，拥有20世纪“中华民国”所无可比拟的民主自由。如果说理想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话，斯宾诺莎并不会把个人视为国家的对立面。当然，张君劢和斯宾诺莎都一致同意“政治的目的”并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生或傀儡”[33]，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