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而广之，在思考所谓世界文学的核心和对文化互动的更宽广模式的反响上，这一关于世界大同主义相互作用的研究证明了其有用性。在某种程度上那个领域代表了一个欧洲文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下的其他文学是服从于欧洲标准的，抑或代表了将这些欧洲标准改编入本土内容中，殖民主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将文学与它们的环境相关联并持有重要的解释力，即使东亚逐渐组成一系列更加复杂的情况。当然，追溯“文学”（作为文本载体和文本理解方式以及文本性本身）中某一观点从欧洲中心地带向全球边缘的扩散与传播的项目值得开展，这个项目比起被承认来说更需要更多的关注。同时，当世界文学学者在“西方”学派中行动时，我们冒险去如此强调传播的必然性，对文学理解的不可避免性，也强调了对先于或者围绕这一欧洲模式的整个文学世界和文化传播视野的排斥。早期中国传统中的世界大同主义以及佛教中的世界大同主义也许不能提供一个可供替换的文学传播模式（至少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然而，对这些系统以及它处的相似时刻的进一步审查，应该在最低程度上能够提醒我们，来源于欧洲传统的现代全球文学传播系统，既没有全尽文化传播的研究，但也不应该将之视为一切外物的范例。
（作者单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译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
[1] 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Vol.47，Number3，2010，pp.266-289
[2] 例如，在乔纳森·E.兹维克（）的PracticesoftheSentimentalImagination：Melodrama，theNovel，andtheSocialImaginaryinNineteenth-CenturyJapan，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6.兹维克运用属于弗朗哥·莫瑞蒂（FrancoMoretti）在小说原理上的方法论（例如对一部作品每年不同版本的印刷数和被收藏之数的数值分析），同时借助文本细读，去展现明治文学前期之外——即尚未受到西方影响的文学——在20世纪依旧对日本读者与作家有着持续的重要影响。通过兹维克的分析，倘若“小说”被严格限定在先锋派的作品分类中，那么19世纪晚期的日本小说只能被视作莫瑞蒂式的对欧洲模式加本土内容的构想，但是检视当时日本小说阅读的庞大主体可以发现，传统日本叙事模式在后明治文学中依旧持续着占支配地位。诸如此类，种种例证，自然多不胜数。
[3] PascaleCasanova，Larepubliquemondialedeslettres，Paris：Seuil，1999，p.24.
[4] AlexanderBeecroft，“WorldLiteratureWithoutaHyphen：TowardsaTypologyofLiterarySystems，”NewLeftReview，Dec.2008，pp.87-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