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牟子》的分析将我们带回到世界大同主义交叉纵横的问题上来，也带回到面对这一交集引发的关于世界文学更普遍的讨论的容忍上来。如我们所见，《牟子》代表了两种世界大同主义传统（佛教和儒家）的复杂交汇。这部文本擅用源于儒家和道家传统的修辞来攻击这些传统并且在印度和佛教确立和谐的中心位置，同时通过运用道家语言和意象使之存在于中国传统之中从而将佛教作为以道家替换儒家的一个工具。
这个复杂的双重步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切入点，我认为，可以在更加普遍的角度上考虑世界大同主义世界观之间的互相作用。相互竞争的世界大同主义之间政治经济实力的平衡并不能确保双方的胜利。东汉末年，儒家意识形态在王室中达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王室和地方，这样的地位一直保持到传统时代结束。与此同时，东汉晚期（序言所示的《牟子》成书时期，当然也是在它的讨论中凸显的时代）逐渐滋生的不安定极大地破坏了儒家意识形态的功效、儒家意识的正统性和领导性，这有利于道家的制度化和千年的模式形成以及有利于佛教的传入。在这层意义上，佛教在这一时期破天荒的拥有了在中国语境下立足的机会，而且作为源于千里之外通过不稳定的字符文本和翻译传播而来的信仰，简直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世界成为一个支配力量。佛教也不可能依靠任何政治、军事、殖民或者经济势力来巩固它的智力、精神和文化力量。
同样的，通过《牟子》可见，传统中国文化与佛教的相遇时刻是文化接触与传播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插曲，这种接触传播不是常规的征服、移民或者贸易。思想与文本的大潮完全地是单方面的（因为道家和儒家都没有对印度有重大影响），而且无疑地没有一种行为与政治有关。与此同时，我们同时代的文化霸权模式，作为帝国主义或者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甚至连波洛克的“梵语大都会”都至少需要修改：即波洛克发现的一种声望语言的传播有助于其在审美再现中确保地位，因此声望语言代替本土语言，在这个例子中，书面中文（外来传统语言，终究）不仅保持了它在审美泛化力量上的独尊而且在事实上作为佛教本身传入中国（这就提供了一个对比，例如在伊斯兰中阿拉伯语扮演的角色）的唯一媒介。在这两种世界大同主义相互作用中，一种（佛教）在内容层面（一如所示，并没有儒家大同主义逆流入印度）上占优势地位，而另一种（儒家）则在语言层面上胜出。
这种语言的胜利发生在两个层面上：不仅仅是因为佛教是通过中文手稿传入中国的，而且众所周知，也因为引用是对儒家文学文化模式十分重要的经典，通过引用的语言实践来吸收同化佛教是可能的（即使并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