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寂照忘求，返身自视，不留痕迹地将皇帝从儒家圣贤榜上抹去，或许这就支持了这个论题。不然的话，他就要同论辩对手逐字重复自己的观点。这一人物，被道家狂热崇拜分子如黄巾之乱众人（以及其他近千年的更加稳定的教派们）崇敬，也许为了悄然无声的将他从儒家学派转到道家先贤祠，就忽略了他的儒家背景。[24]与此同时，我们务必要注意，这并不是对黄巾之乱的支持或者将道家宗教习俗与诸如此类的文本相关联：在第29章，《牟子》以与佛教不符为由拒绝了一篇《神书》上的文章（I：2Ib）；《神书》如同《太平经》一样，为张角建立黄巾之乱运动的宗教体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模式。[25]在这里我并不认为牟子（或者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本）是变相支持了黄巾之乱或者其他道家狂热组织。我认为这部文本旨在重申道家与儒家传统相比之下的文本价值，也许在黄巾之乱余波影响的情况下，通过将道家文本与佛教等同，甚至这使得它与道家能为相去甚远。
进一步来看，《牟子》似乎是为了显示道家优于佛教从而勉强引用经典佛经文本并且以共生渴望引用相关道家文本。事实上，《牟子》并不完全缺乏对佛经的参考；第25章中举着火炬进入暗室的意象来自佛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文中太阳自云层升起这一意象也是如此。[26]然而，我们在《庄子》第十卷中也可以找到太阳这一意象，与第25章引用的章节相同，至少在复述上：“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对上而言遮掩了日月的光辉，对下而言销解了山川的精华]。
仅从字面来看，《牟子》在佛教中领悟的启蒙早在《庄子》中就已经体现，并且，再一次的，佛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迥然不同的解读了经典。尽管这些是次要的例外，这部佛教辩惑作品缺乏对佛经的引用（特别是偏爱援引儒家和道家文本）依旧不可忽视。事实上，如此显著以至于在第20章，牟子的对话者自己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辩护中，牟子首次引用了《老子》然后用类比解释了儒家正典的作用：
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而笑之。吾惧大笑故不为谈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饮井泉之水何所不饱。是以复治经传耳。
对《老子》的引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为什么牟子不用佛经解释佛教（并且引申开来牟子本身就是一位佛陀辩护者）甚至再一次将佛陀置于老子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巧妙的转开了。此外，将儒家正典比作井泉并且将佛经比作江河强调了牟子对宇宙地理的重新定位。《牟子》中这两个我们探究的主要主题在这一篇章中有所体现，但是这一篇章却规避了这个早期形成的问题。
在第26章，对话者回归了这个话题：“何不以佛经答吾问。而复引诗书。合异为同乎”[为什么不用佛经回答我的问题，而要引据《诗》《书》进行类比呢？]牟子的回答照应了序言中的音乐主题：
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转为蚊虻之声。孤犊之鸣。即掉尾奋耳蹀躞而听。是以诗书理子耳。
《牟子》是这个逸事的最早来源，并且因此常被成语“对牛弹琴”（为牛弹奏琴）作为引证的章句，尽管比如主人公，公明仪，也在《孟子》中出现。这一最为极致的版本也许代表了《牟子》对置儒家经典于何处的矛盾态度，儒家对信条的理解能力被比作牛对音乐的反应，将儒家正典的优势比作孤独牛犊的叫声。佛教（以及暗指的道家）被提升至地理上的崇高，而儒家被贬至滑稽可笑的境遇。这里，比文本中其他地方更加清楚地使我们看到牟子的双重标准，明了的如同他们分别来自独立的世界大同传统：为了提升佛教地位而去对抗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传统（为达目的使用的引文都来自这一传统）并且为了在中国传统内使道家优于儒家而将佛教作为手段。这种阅读习惯认定这样的文本不仅对于中国人、越南人甚至对于佛教都堪称根本，因而也就势必忽略佛教经典的文本维度而凸显中国传统。不仅如此，《牟子》作为中文著作而不是中文佛教文学的地位就在总体上被遗忘了。在此，笔者至少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演示出这一自然选择需要承担的一个必要的损失，这一损失既体现在我们理解中国文学上，也体现在以宽泛已极的视角和可能的视野来考量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