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必须重建社会真实，这意味着社会真实并不是直接诉至于我们眼前。对于“真实”的遮蔽，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现代社会的文化工程，而对于“真实”的去蔽，自然也要借助于特定的途径和模式。也许“真实”并不是呈现出来的，而是“计算”（workout）出来的；并不是表达出来的，而是暴露出来的；并不是可以反映的，而是可以折射的。
简单说，文化批评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除非可以想象一个时代的基本社会图景，否则就无法建构理解具体的文化问题；任何单个的文化问题，都是想象整个时代和历史的特定入口。
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批评的想像力”问题。
美国学者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学的想像力”，认为“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之间的联系。”[10]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想像力的背后，总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
有意思的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突出强调的是一种“心智品质”，其功能就是可以“戏剧性”地让个人现实与更大的现实关联在一起。[11]米尔斯难以回答这种心智品质如何获得的问题，就只好简单地说这种想像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即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来想象（转到）他人、通过政治学来想象（转到）心理学、通过简单的家庭考察想象（转到）国家预算的评估，也就是“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之间的联系。”[12]这种社会学想像力的方式，说到底乃是一种基于个人思维和学术视野的能力；而“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个概念本身，也蕴含了对于想像力的学理限制：即想像力是一种与科学观念和意识相对立的能力，它本不应该出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的基本处境，也有必要倡导这一种非科学的方法或者说形式。[13]
事实上，米尔斯不愿意承认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的想像力必须首先是一种政治想像力，否则就只能是神秘主义的胡思乱想；简单地说，只有首先保证想像力乃是建立在对当下社会现实基本矛盾、困境和冲突——即首先充分理解资本体制所规定的基本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对“真实”的完整想象。
换言之，只有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意义上理解现代资本时代所带给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具备社会想象的能力。米尔斯不愿意承认想像力的政治性，只愿意承认想像力的学术性；而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的语言来说，如果不具备总体性的意识，也就不会具备想象一个时代的能力。
在这里，真实地想象一个时代，也就是在“总体性意识”的支配下对于一个时代不可见的支配性矛盾的建构和发掘。而所谓“总体性意识”，归根结底乃是抽象地理解现实所生成的那种自我意识——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自我意识，只有构成典型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的时候，才能达到对现实的真实意识。
这也就回到了文化批评的政治命题上来了。那种尝试建构一种普适性的文化批评的理想是非常渺小的，因为这种批评只能在强调道德、信仰、灵魂和精神的层面上变成用“阿门”来结尾的说教。换句话说，文化批评只有当其具备了改变世界的政治理想的时刻，才会具备分析世界的内在能力；而其只有能够深入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内部的时候，才能有资格讨论文化的危机和症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