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年3月7日，星期五，路德抵达维登堡，立即与阿姆斯多尔夫、梅兰希通和耶罗梅·舒尔夫讨论形势，研究对策。从9日起，路德连续讲道8次（每天一次），强调一个“爱”字。他说：“信而无爱是很不够的，甚至根本不成其为信，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信，就像镜子里的脸不是真正的人脸而是人脸的反照一样。”他翻来覆去地讲，维登堡没有爱，太“激烈”了，“太过火了”，上帝必将降灾于此，使维登堡变成迦百农。[9]
路德在3月10日的讲道里说：“信是直接对上帝的，爱是对他人和邻舍的，并且要像我们从上帝白白领受的爱那样服务于他人。因而，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非常必要的，必须用一种方法而不能用其他方法去完成；另一种是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必须的，它可以取舍而不伤及信或使人下地狱。”他接着说：拿弥撒来说，无疑是一桩坏事，应当废除，但不能强迫，“应把它委托给上帝，上帝的道本身会发生作用，无须我们插手”；“假如我匆忙用暴力废除弥撒，许多人会被迫同意，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们会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的是非，也不知道我的立场，我不过是被迫服从多数。这种强迫命令最终必定成为笑柄、表面文章、干蠢事、人为的服从，伪善和假装正经。……我讲上帝的道和宣传福音，……但不会把它看成是给他们的圣旨，也不打算制定一项普遍适用的法律。凡听我的，可以这样做，不听的可以依然如故。对于后者，上帝的道会深入其内心，完成任务。你赢得了人心，你就赢得这个人，这样，弥撒必将最终消灭。”[10]
路德的讲道，无疑有些正确的东西。例如，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无疑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强迫命令，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也不能强迫人不信什么，否则确实是干了蠢事。对于弥撒、圣餐的形式、忏悔、斋戒、崇拜圣像、结婚与否、在不在修道院，可以由群众自由选定，别人不必越俎代庖。然而，一听说群众起来就打战，把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尽管有缺点）的维登堡说成是一座罪恶城，至少是自外于革命运动。至于路德所鼓吹的抽象的“爱”，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阶级对立社会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能“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问题不仅仅如此，路德还讲了下面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简而言之，关于弥撒我要讲、教和解释，但不强迫任何人，因为信仰必须自由不能强迫。以我自己为例，我曾反对赎罪券和一切教皇党徒，但从来不用暴力。我只是教、讲和解释上帝的道，别的什么也没有做。而且当我睡觉或同我的朋友菲利普（梅兰希通）和阿姆斯多尔夫喝维登堡啤酒的时候，上帝的道就大大削弱了教皇统治，任何诸侯或皇帝都不曾使它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什么也没有做，上帝的道做了一切。假如我煽动叛乱，我带给德意志的会是一场大流血。[11]
他在另一个地方还说，要取得当局的支持，才能确知一件事是出于上帝的旨意。[12]
教皇统治不是指思想而是指一种政治制度，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说只要宣讲上帝的道，取得“当局”的支持，剩下来只管喝啤酒睡大觉，教皇的统治就会垮掉，至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