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茨维考的一年是闵采尔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他经过一段探索、思考和接触下层群众，毅然决定脱离路德的宗教改革，决心走自己的路。他认识到宗教改革绝不能局限于宗教领域，必须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展。正是在茨维考，闵采尔深刻地指出：“路德是一个蹩脚的改革家，他给软弱的肉体以安慰，过褒信仰，过贬实际”；“反对教皇权，否认赦罪、炼狱、超度和其他弊端，仅仅意味着改革了一半”。[9]
1521年6月，闵采尔和托马、斯图布奈尔等出现在捷克的布拉格。闵采尔为什么去布拉格呢？赛得曼说是为了避难。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要说避难，当时爱尔福特附近有个修道院请他去当拉丁语教师，月薪30佛罗林，完全可以过安定而舒适的生活，为什么不去那里避难而冒险去捷克呢？捷克的空气紧张，宗教改革流行，市民和农民运动高涨。捷克又是胡司运动和塔波尔派的故乡。闵采尔去布拉格的真正目的是与捷克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学习捷克人民特别是塔波尔派的革命经验，以促进德国和世界革命的高涨。1521年11月，闵采尔在他的《布拉格宣言》里明确表示：“他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司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我考虑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所咒骂的是不敬上帝的家伙，我来到你们美好的土地上，就是要认清并消灭这些家伙，亲爱的波希米亚弟兄们哟，容许我这样做，并且帮助我吧。我保证你们得到莫大的荣誉：革新使徒的教会将在这里创建，并将扩展到全世界”。[10]有趣的是，当时捷克人也要请路德来避难，路德不敢前往，宁愿躲进萨克森选侯的瓦特堡。两人的态度多么不同！
在《布拉格宣言》里，闵采尔号召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要“根据理性加以确证”；“不要祈祷哑巴上帝，而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以免上当受骗。[11]强调理性，强调遵从活的、会说话的上帝，这是闵采尔宗教观的核心。他认为，信仰，或者天主教和新教所说的玄而又玄的圣灵，其实就是理性，就是活的、会说话的上帝，它存在于人的“心脏、皮肤、毛发、骨骼、脑髓、精华、力量和能力中”[12]。因此，人人可以有理性，包括非基督徒在内；通过它，人人可以升入天堂。在他看来，《圣经》对信仰来说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它可能有错误，所以不能“一味死背《圣经》”，应当懂得“真正的《圣经》”“活的上帝”即理性。闵采尔对《圣经》的这种看法，多少受了约阿希姆的影响。闵采尔也讲天堂，但他的天堂不在来世，就在今生；信徒的使命就是建立人间的天堂。既然没有来世的天堂，当然也就没有来世的地狱。基督就在这个世界上，他同我们一样也是人，只是先知和师表。上帝的意志就是不为自己而为社会谋福利，那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的富人和剥削者则是不敬上帝的人。十分清楚，信仰的神秘、天堂的欺骗、地狱的恐吓，这些基督教甚至一切宗教的骗人外衣，被闵采尔剥得精光。正如恩格斯所说：闵采尔“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观点”。[13]
路德在许多地方也讲过理性，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指出从他开始才有思想自由，但路德是一位迷信很深的人，他认为《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只要《圣经》上讲了就是我们不理解也得照办，理性必须服从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