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生活在一个宗教迷信很深的时代，自幼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走上这条道路是很自然的事。在他的家乡曼斯菲尔德，人们相信维梅尔堡教堂的钟声和基夫霍伊泽的木十字架能驱邪治病，每天有成群的人潮水般地向那里涌去。人们敬拜圣母玛丽亚和玛丽亚的母亲圣安娜，盼望她们能向严厉的耶稣说情以拯救自己，所以路德在危难时便求圣安娜保佑。他在马格德堡的种种感受，使他觉得只有出家为僧才是人生唯一的正道。这样讲不是说路德在思想上没有斗争，不是说他的唯名论和人文主义影响丝毫不起作用。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是“违反自己的意愿”、“不得不”进入修道院的，而且曾经感到“后悔”。他虽然忠于他的誓言，终生没有离开修道院，但当他发现旧教会弊端累累、积重难返时，便用新的观点对它进行了根本的改造。
三、维登堡大学教授
路德在奥古斯丁修会里，天天虔诚地念主祷文，求玛丽亚和圣安娜保佑，履行圣礼，跪拜圣物，实行斋戒和鞭笞自己，完成教会那套复杂赎罪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有一次，人们几天没见他，后来发现他躺在地上竟失去了知觉。[6]路德自己也承认：“我确实是一个好僧侣，如此严格地履行我修会的戒律。我可以说，如果哪个僧侣曾靠修道而升入天堂，我应该就是那个人。修道院里所有了解我的同伴，均可对此作证。我愿永远为僧，靠斋戒、祈祷、诵读和其他种种善功成为一名殉道者。”
1508年，代理主教约翰·施陶皮茨派路德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僧侣去易北河畔的维登堡修道院。维登堡原是在西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设防据点，地处从南方通往马格德堡商路的要冲，后来成为强大的萨克森选侯的首府。1513年时约有居民2100人。萨克森选侯忠于哈布斯堡皇家族，但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限度。他同力图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北方强邻勃兰登堡选侯，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些都对后来的宗教改革产生了影响。1508年秋，路德去维登堡大学讲授哲学。维登堡大学由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创办于1502年10月18日，一开始就与奥古斯丁修会的关系密切。约翰·施陶皮茨是选侯的顾问，又是该校教授和神学系主任。修会的保护神圣母玛丽亚和奥古斯丁，也是该校的保护神。
1509年3月17日，路德在给约翰·布劳恩的信里曾表达自己的满意心情说：“靠上帝的旨意和许诺，我现在住在维登堡，很满意。唯有研究哲学使我非常扫兴，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神学。”
过了不久，路德便对修道生活失望。他深有感慨地说：
在我选定宗教为职业之后，我受到修道院长、整个修道院和接受忏悔神甫的祝贺，因为我现在已是一个受洗的纯洁无邪的孩子了。我面对这样一个光荣的事实，也就是说，我现在已是个凭自己的行动而不是靠基督鲜血的功劳，并且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顺利地使自己成为这样圣洁无瑕的完人，自然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即使我乐于听关于我和我的行为的甜美赞扬和热情洋溢的言词，并听任被说成是一个能使自己如此轻易地变成圣洁无瑕、既可吞没死神又能吞没魔鬼的奇迹创造者，可在所有这些方面并不存在可以支持我的有力证据。每当由罪恶和死亡引起哪怕一个小小的**时，我顿时感到和看到，无论是洗礼或僧侣生活，对我都毫无裨益；我觉得我久已失去基督和基督的洗礼。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日日夜夜只有悲痛和失望，而且没有一个人能使我克制。[7]
这是路德几年修道生活亲身体验的总结，是他发自肺腑的声音。他感到“悲痛和失望”，前途渺茫。大概这时施陶皮茨劝这位心烦意乱的修士，光苦修不行，要研究《圣经》，并送他一本《教义注释》，其中大量引用了早期教父们的原话。路德后来承认，施陶皮茨的指点对他十分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