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母亲修堤绝望后，玛格丽特随她搬回到湄公河岸，在一个离西贡很近的白人居住区沙沥居住，并被送往一所寄宿学校上学。经历了太平洋堤坝事件后，家境更加贫寒。此时大哥皮埃尔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一声不响地回到家中，家里再一次被暴力和不和所笼罩。太平洋边上的美好时光被单调无望的寄宿学校取代，玛格丽特也由天真的孩童出落成一位懵懂的少女。西贡白人区上层社会生活的**，巴尔拜特小姐的性启蒙，使得一次从寄宿学校回家的玛格丽特，受到一位开着豪华汽车富有的中国男子注意，此后则自然而然地成就了玛格丽特一段毕生难忘的恋情。在当时，一位贫困的白人女子与一个富有的中国男子结合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不久后，玛格丽特要被母亲送回国参加中学会考。刚刚步入爱河的少女，不得不面对人生最大的痛苦——生离死别。如果说上一次父亲去世时，她还懵懂无知，不识人间愁苦，那么这一次，个中滋味恐怕只有事中之人才能品知。相见时难别亦难，无情的离别对玛格丽特而言，不仅是个人爱情的一次磨炼，而且是对玛格丽特所认同的东方文化与她的一次割裂分离，所以，巨大的痛苦在所难免。那时玛格丽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别就是一生一世。她在此后的岁月中再也没能踏上这片让她梦萦魂牵的土地，再也没见到让她终生难以忘怀的初恋中国情人。然而那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爱恋并没有随风而去，却在她心中越来越鲜活，像一坛陈年老酒越酿越香，越酿越浓，终在她历尽人间沧桑，步入古稀之年后喷薄而出。当年苦酒入肠，而今却化为一部地老天荒的人间传奇——《情人》。
1932年，18岁的玛格丽特回到法国，按照母亲的要求在巴黎大学学习，并获得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1935年到1941年，玛格丽特在法国移民部担任秘书，并与当时殖民地情报资料处的管理员罗贝尔·安泰尔姆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贝尔·安泰尔姆曾被关进集中营，杜拉斯多方营救却均告失败。战后，罗贝尔获释，但此时杜拉斯却爱上了他的朋友马斯科罗，后来与他生有一子，而罗贝尔则娶莫尼克为妻。直到1990年去世前，杜拉斯与他们两人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他们三人在1945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后来都被开除，原因之一就是杜拉斯与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自1941年起，杜拉斯踏上了痛苦而欢乐的文学创作之路，按照不同时期的创作状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简要描述。
第一阶段（1941—1950）的主要作品有《厚颜无耻的人》《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一时期是杜拉斯创作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中规中矩地模仿法国现实主义大家如莫里亚克等的作品，可称之为“正步”阶段。初涉文坛的杜拉斯严格遵守创作规矩。以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为例，在取材上以常见的法国外省家庭生活为背景，以大段环境描写为烘托，以莫德与乔治、让、女仆几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这都严格遵从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即使是差点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虽然在取材上转向她熟悉的东方，但在整体上仍没摆脱这一模式。不过这时已显示了她扎实的创作功底，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1952—1984）的主要作品有《直布罗陀的水手》《塔吉尼亚的小马》《林中的日子》《街心花园》，《琴声如诉》《广岛之恋》（电影剧本）、《劳尔的劫持》《爱》《恒河女子》《印度之歌》（电影剧本）、《伊甸影院》（电影剧本）、《卡车》（电影剧本）等。这一时期，玛格丽特受法国文学思潮影响，且以自身的创作风格与之并进，可称之为“齐步”阶段。如《直布罗陀的水手》同时平行的讲述着两个爱情故事：男主人公“我”是一个不幸的男人，和一个不爱的女友到意大利旅行，途中在一个小渔村邂逅了一个美丽而富有的美国女人安娜。她的全部生活就是走遍世界寻找她爱过的直布罗陀水手，于是“我”决定抛弃女友和工作，跟这女人走。安娜有一艘游艇，“我”上了船，要帮她找心上人。爱情在这个想改变生活的“我”和这个追寻旧爱的女人之间产生了。从欧洲到非洲，从地中海到大西洋，“我们”的海上旅行在微妙的感情交流中度过。可直布罗陀水手却一直没有出现，也许他仅仅是一个臆想中的人物，但“我们”决定继续寻找。能否找到直布罗陀水手，“我”与安娜的感情将会维持到什么时候，作品中没有交代，这段没有结局的爱情明显受到当时萨特等人鼓吹的“存在主义”即所谓“过程大于结果”的影响。《塔吉尼亚的小马》讲的是两对夫妇及一位好友同去一个荒僻的地中海岸边村庄度假，试图来摆脱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然而小村庄四面都濒临大海，没有出路，非常偏僻、荒凉，加上天气酷热难当，反而使他们陷入另一种苦闷中。对爱情的迷惘，对婚后一成不变生活的厌倦使女主人公萨拉觉得仿佛生活在困苦之中。不久，萨拉在酒店结识一位驾着漂亮摩托艇的男子，两人一见钟情、彼此吸引。然而，丈夫却成了她获得这段感情的最大障碍。封闭的环境、“他人就是地狱”都与存在主义大家萨特的名篇《禁闭》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结局，萨拉最终放弃这段私情，意识到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爱情，所有的爱情，都是一种爱逐渐消失的过程。于是，毅然与丈夫一起旅行，去塔吉尼亚看那美得难以形容的小马群。这就是杜拉斯，她可能受别人的影响，但绝对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接下来发表的《街心花园》已初具“新小说”的特色，特别是《琴声如诉》被奉为“新小说”的经典之一。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她与时俱进却不失自身风格，已预示着一位大家正在走来。
第三阶段（1984—1996）的主要作品有《情人》《痛苦》《物质生活》《中国北方的情人》等。这一阶段以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为代表，标志着“杜拉斯式”的创作风格最终形成，达到洒脱自如的“散步”阶段。《情人》在写作上的突破，正如杜拉斯在她《相爱的故事》中阐述的：“什么妥协，什么在样式上需要按惯例做出‘合理布局’，对它嗤之以鼻，丢掉它……”这就是杜拉斯在《情人》中的创作风格，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简单的“丢掉”。此时杜拉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写作生涯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创作上如风行水上，无所滞带，达到“人书”合一。在阅读《情人》的过程中，读者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不知杜拉斯的一生就是《情人》，还是《情人》就是杜拉斯的一生。这就是《情人》这部小说的魅力，也是杜拉斯的魅力所在。正如她自己说的“我写作是为了走出自己，走进书本，是为了减轻我重量。让书本取代我的位子，为了让自己湮没、销蚀，沉落在书的分娩中。让自己浪迹人间，露宿街头。这成功了。我越写就越不存在。”“我发现书就是我。书的唯一主题就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2]事实上，直到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在巴黎辞世的前一刻，她一直都在坚持着、体验着、享受着那痛苦欢快的文字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