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月8日号的《瓦格纳杂志》上，发表了马拉美、魏尔伦、勒内·吉尔，斯杜阿尔·梅里尔、夏尔·莫里斯、夏尔·维尼尔、托尔多……德·维茨瓦和爱德华·迪雅尔丹等象征主义诗人纪念瓦格纳的诗作。一切准备就绪，象征主义的正式宣言必然会与这不寻常的1886年结缘，1886年也将成为象征主义历史上值得记忆的日子。如果说1883年至1884年是马拉美和魏尔伦引领象征主义的话，1886则是兰波年。这位已经停笔多年的诗坛天才与马拉美在1883年被魏尔伦誉为“可诅咒的诗人”，这个曾经发表《元音》《醉舟》等诗歌的兰波，突然间复活了，或者说是突然间被人们重新认识。1886年，《风靡》杂志发表了这位已经远离诗坛、远离文学、在非洲的大沙漠中漫游的诗人的重要诗篇：5—6月号上发表了兰波的《彩图集》，9月号上发表了《地狱一季》。就在同一年，《彩图集》被结集出版，其中有一段魏尔伦的注解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在这里给读者奉送的作品是1873到1875年这段时间，作者在比利时、英国和整个德国旅游期间撰写的。彩图集是英语单词colouredplates，意即彩色图版，甚至就是兰波先生草稿所拟的副标题。
魏尔伦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人们说曾经有好几次他差点丧命。对此我们并不知晓。但是假如果真如此，我们会无比悲伤。即便他现在安然无恙，也希望他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曾经是他的朋友，现在依然是他的朋友——虽然离他很远”[12]
1886年发生在法兰西诗坛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年轻的比利时诗人勒内·吉尔发表了理论著作《语言的炼金术》，与兰波的《文字的炼金术》遥相呼应。勒内·吉尔是马拉美和瓦格纳的崇拜者，他在解读瓦格纳音乐的同时，试图追寻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和魏尔伦的诗歌主张。他在《语言的炼金术》中明确提出了诗歌要追求“听觉的色彩”的主张。他与波德莱尔的应和理论不同，他所追求的不是主观判断，而是客观万物间的、人的器官之间的应和。因此，兰波的《元音》中的“A是黑色；E是白色；I是蓝色；O是红色；U是黄色”在勒内·吉尔的笔下变成了“A是管风琴；E是竖琴；I是小提琴；O是铜管乐器；U是长笛”。兰波所创造的“元音”和“听觉的色彩”在后者的笔下更加强烈。爱伦·坡所说的：“人间的一张竖琴，也能弹奏出天使们不可能不熟悉的曲子，这就使我们时常感到惊人的愉快。因此，毫无疑问，我们将在诗与通常意义的音乐结合中，寻找到发展诗的最最广阔的领域。”[13]得到了实践。勒内·吉尔在发掘象征主义诗人理论的同时，象征主义诗歌的理论也在不断完善和深入。
“埃德加·坡身上，波德莱尔发现了一种可喜的病态，这种不健康的气质与劫后潜伏的病态一脉相通。不过，这种病态恰恰适于文学创作。爱伦·坡是个悲剧的灵魂酒瓶的奴隶，他于神迷的恍惚中写出诗篇，做着离奇的怪梦，再将梦生发成杰作。”[14]波德莱尔把爱伦·坡作品中的病态奉为至尊，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它推向极致，而且他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发表并定名为《恶之花》。“这一朵朵‘恶之花’——形式精美的诗歌，将成为‘颓废派’的圣经。‘颓废派’这个字在波德莱尔的追随者身上用得多少有些滥，它既指这些人与众不同的外表，也指他们的艺术风格。《恶之花》感觉上的**将在以后许多年里搅乱诗人们的头脑，不但在法国，而且在英国也是这样。”[15]让·莫雷亚斯虽然是魏尔伦和马拉美的拥戴者，但是并不承认是他们的弟子，他是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长兄。1885年他建议评论界给“颓废派”换一个标签，也就是说用“象征派”替换“颓废派”。
1886年的第三件大事，为了回答保尔·布德4月6日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指责马拉美的文章，1886年9月18日，30岁的让·莫雷亚斯摆出一副象征主义领袖的面孔，在《费加罗》的文学版增刊上对此进行了答复，这篇文章被后人誉为“象征主义”宣言。在对象征主义进行总结的同时，让·莫雷亚斯也给出了自己对象征主义的定义：“象征主义诗歌反对说教、宣言、错觉，客观描写，力图为理念披上感觉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并非目的，而用来表达理念，形式本身则处在从属地位。理念也绝对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绚丽多彩的外衣。因为象征主义艺术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永远也不会把理念集中在自己身上。”[16]让·莫雷亚斯的宣言发表之后，曾经与“颓废派”、“颓废派诗人”并存的“象征派”和“象征派诗人”终于可以独步天下了。尽管有些人因此把让·莫雷亚斯视为象征主义的领袖，但是瓦莱里却这样说：“他们还宣布莫雷亚斯是这一新文学流派的领袖！当然，他算不上——只有马拉美才当之无愧。”[17]
让·莫雷亚斯所认为的象征主义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它拒绝文学的说教功能，拒绝浪漫主义，拒绝帕纳斯派（反对说教、宣言、错觉、客观描写等）。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用外在的形式表现内在的理念，理想才是诗歌所要追求的，才是形式之外的内在含义，是弦外之音。
无论读者接受与否，随着不断的归纳总结，及其理论的日渐成熟，象征主义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象征主义逐渐得到承认和接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886年10月，古斯塔夫·卡恩和让·莫雷亚斯创建了名为《象征主义》的杂志。不过该杂志仅仅出版了3期就“寿终正寝”。11月，爱德华·迪雅尔丹又发起创建了被视为象征主义的《独立杂志》，该杂志成为象征主义诗人发表自己诗歌的园地，马拉美也打算在该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诗歌。随着兰波的复活和再生及象征主义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在组织结构、舆论准备及外部环境等方面，象征主义已具备了一个文学流派所具备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