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前的法国诗坛，人们很少注意类似兰波、科比埃尔和马拉美这样的诗人。就在这一年，魏尔伦在莱昂·特雷泽尼克出版社出版了《可诅咒的诗人》。第二年3月，瓦尼尔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小册子，虽然当时的评论并不多，发行量也很少，成功却不容置疑。这个小册子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可以了解并接受那些他们根本不知道的诗人们。大众对已经渐渐淡出诗坛的兰波的了解还是因为一个名叫阿尔图·塞波的诗人，很多人误以为兰波就是后者，因为此人被称为“最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可诅咒的诗人》，兰波才又作为“可诅咒的诗人”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马拉美出现在小册子中更让人觉得奇怪，他既不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也不完全令人陌生，而且他还活在人世，还在写作，但是魏尔伦认为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策略，他是位传奇人物。就连仅仅在1873年发表过一本诗集《勉强的爱情》、1875年不到30岁就去世的诗人科比埃尔，也因为作品被收入《可诅咒的诗人》而名噪一时。但是《可诅咒的诗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集中宣传了象征主义诗人的创作，使他们在文坛的影响来了一次集体爆发。
同样也是在1883年，于斯曼也发表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逆流》，与魏尔伦的《可诅咒的诗人》一样，它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一群象征主义诗人得到公众的承认。保尔·瓦莱里在《文坛旧事》里描述了这本书的贡献：“于斯曼叫40年前的青年认识了当时还无声无息的作家、默默无闻的画家、鲜为人知的艺术家。我就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魏尔伦、马拉美、奥迪龙·雷东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的，他们当时还几乎是无名之辈。”[6]在魏尔伦、于斯曼的影响下，象征主义的外部环境逐渐形成，象征主义诗人渐渐被公众接受和承认，被遗忘的远离文坛的诗人、依然活跃在文坛的诗人集中在象征主义的舞台上光彩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