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节度地挥霍父亲留下的家产，引起了家人的极度不安。1844年，波德莱尔家族召开家族会议，向法院申请将波德莱尔所剩的财产交由一个仲裁委员会控制。该委员会专门为他指定了公证人昂塞尔，专门负责管理他的财产和私人收入，对他每月的花销作了限制。1861年5月，波德莱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还耿耿于怀：“我终于逃脱了。而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弃儿。我全身心地投入对快乐的追求，投入对刺激的无尽探索，旅行、精美家具、油画、姑娘等等。今天，我正在为此受到残酷的惩罚。对那个仲裁委员会，我只能有一个认识，那就是，如今，我知道了钱的价值，知道了一切与它有关的事物的重要性。”[4]现实迫使他必须面对生活，必须解决自己吃饭问题，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笔，希望以此换取自己的生活费。他的诗作并未得到编辑先生们的青睐，他的有关画论的文章却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他先后发表了《1845年沙龙》和《1846年沙龙》的长篇画评。这些画评以其新颖的观点、敏锐的感觉和流畅的文字令评论界侧目。同时也因其中提出了许多现代美学中的重大命题，由此而奠定了波德莱尔在文学艺术界的地位。同时在《1846年沙龙》的封面上，波德莱尔预告了自己将要出版题为《累斯博斯女人》的诗集，这就是11年后将要出版的《恶之花》的雏形。1847年，波德莱尔读到了一位名叫埃德加·爱伦·坡发表在《太平洋民主》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黑猫》，他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已发现一位美国作家，他在我内心激起不同寻常的共鸣，我已经写了两篇关于他生平创作的文章，我是满怀**写出来的……”[5]他被这位美国作家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诗歌境界和诗歌语言所吸引，开始翻译这些作品，持续了17年。他在翻译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的同时，也不断地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叙述着埃德加·爱伦·坡那种哀婉凄凉、郁郁寡欢的诗歌境界，也向往着通往彼岸的人造天堂、梦幻王国。“波德莱尔把自己当成了爱伦·坡，把他的话拿来当成了自己的话。与其说波德莱尔受了爱伦·坡的影响，不如说他与爱伦·坡早有灵犀，不谋而合，一见之下，立即心领神会，契合无间。”[6]波德莱尔更加坚定了他的创作道路和方向，他陆续在不同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诗作，多次预告自己将要出版的诗集。1848年11月，《酒商回声报》在广告中宣布波德莱尔的《边缘》将于次年2月出版；1850年和1851年，《家庭杂志》和《议会信使》又两次预告《边缘》的诗集。从《累斯博斯女人》到《边缘》，这些被誉为“意在表现现代青年骚乱和忧郁”，“表现现代青年骚乱历史”的诗集预示着《恶之花》出版的舆论准备已经成熟，波德莱尔的创作也进入了**。
当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与读者见面时，立即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引起了卫道士们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波德莱尔亵渎宗教，伤风败俗，说《恶之花》“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刚刚因《包法利夫人》而审判福楼拜的第二帝国的法庭指责波德莱尔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有3首诗被指为亵渎宗教，8首诗被指为伤风败俗。最后的审判结果是：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成立，要求波德莱尔删除6首诗歌，罚款300法郎。波德莱尔受到双重打击，没有从出版诗集中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名利双收，他写信向母亲要钱也遭到拒绝。失望至极的波德莱尔一气之下病倒了，心理、债务和病魔的打击使他陷入绝望之中。后来他去了比利时，在那里进行循环讲座，强烈地希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状况。在此期间，也就是到了1866年，他遭到病魔的袭击，突然患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症。1867年8月31日，他完成了自己在人世间的游走，在贫困与无奈中，在一直与他相伴的女人——让娜·杜瓦尔的怀抱里，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与先他而逝的母亲一起，埋葬在巴黎蒙巴尔纳斯的公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