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延续研究诗歌线性轨迹（阅读的含义）的方法，而是剖析诗歌的网状图形，以便能让诗歌的竖向应和（对应性、对照），这些应和使诗歌如音阶：结尾因此就可以回应开头，或者某一行诗预示另外一行诗，等等。因此，这些诗句绝对不能仅仅揭示其修辞效果，不能仅仅揭示读者所感受到的印象，而是要渐渐揭示诗歌真谛。
因此，神秘好像无法穿越。米歇尔·里法特尔说得非常对，他指出了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与他们的大胆结论之间的差异。他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指出无法抵御对诗歌诠释的冲动。我不敢确定是否理解，但是我相信在几乎世俗的分析方法和哲学的焰火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里法特尔之所以没有遭受借助词义分析的指责，没有掉进诠释的陷阱，是因为他一下子站在了词汇的高度：他认为，词义终究由词汇决定，应该把它们放置在词语、修辞和诗学背景中研究。其研究比雄心勃勃的结构主义研究更接近传统的风格研究，所以更具有说服力。”
“这种身后之大为人爱宠，这种精神的繁殖力，这种达到最高点的光荣，应该不仅仅依系于一些例外的状况。这些例外状况之一，便是那和诗的效能结合在一起的批判的智力。波特莱尔在这罕见的结合中得到一个主要的发现。他是生来富于感官而明确的；他是富于敏感的，而这敏感的要求便领导他去作形式的最精妙的探讨；但是如果他并没有由于心灵的好奇，无愧于在爱德加·坡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机会，那么这些天赋无疑只会使他成为戈谛艾的一个敌手，或是巴拿斯派的一个高手艺术家而已。明锐的魔鬼，分析的精灵，论理与想象，神秘性与筹算的最新鲜最迷人的配合的发明者，深钻并利用艺术的一切方法的文学技师，他觉得这都在爱德加·坡身上显现出来，而使他惊异。这些许多独特的见解和异常的预期都使他迷醉。他的才能因而变形了，他的定命因而灿然改变了。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天空之下，在一个专注于自己物质的发展，还漠不关心于过去，正在组织自己的未来，把全部自由给予各种经验的民族之间，有一个人，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用着清晰、敏锐、洞明（在一个有诗的创造禀赋的头脑中，这些是从来没有遇见达到这样的程度的），来考察性灵的事物以及其间的文学产物。一直到爱德加·坡为止，文学的命题从来没有被人在它的前提中检验过，被人缩成为心理学的命题过，被人用那其中断然使用效果之理论和技术分析的方法去接触过。作品和读者的关系第一次被阐明而作为艺术的实证基础。这种分析，——而这便是以自己的价值向我们保证的一种情境——，在文学产品的一切领域中，也都清晰地可以应用并且证明。同样的观察，同样的辨别，同样的分量标志，同样的导线思想，也适合于那些用以对于感觉强力而粗暴地起作用的，用以征服爱好强烈的情感和奇异的故事的大众的作品，正如它们之支配那些最精练的样式和诗人的创造的精微的组织一样。”[76]
[1] 潞潞：《倾诉并且言说——外国著名诗人书信、日记》，3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 潞潞：《倾诉并且言说——外国著名诗人书信、日记》，2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3] 潞潞：《倾诉并且言说——外国著名诗人书信、日记》，2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4] 潞潞：《倾诉并且言说——外国著名诗人书信、日记》，3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5] 潞潞：《倾诉并且言说——外国著名诗人书信、日记》，2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6]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插图本，郭宏安译评，18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7]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插图本，郭宏安译评，10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