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伯恩斯坦不遗余力地推崇马勒的作品至今，马勒作品的唱片确实可以用“成千上万”计数。像巴比罗利经典的马勒第五交响曲那样的录音，不但有胶木唱片版本、磁带版本、CD版本，更有重制母带后的SACD和其他载体版本。灌制马勒全集的指挥便可列出长长一溜：伯恩斯坦、滕斯泰特、索尔蒂、海丁克、西诺波利、库贝利克、拉特尔、阿巴多、布列兹、夏依、因巴尔（EliahuInbal）、纽曼（VáclavNeumann）、吉伦（MichaelGielen）……尽管其中许多录音都是不同年代和音乐会现场集腋而成，但这一做法业已深入人心，即使作为消费者，收藏一套马勒全集也成为基本需要。
音乐爱好者、专业人士及唱片收藏者更是乐此不疲，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收藏若干套“全集”，而是越来越热衷于将那些散落于各个唱片公司和小厂牌的优秀的演出录音的孤本收入囊中。同一指挥的不同年代和乐团的版本、好评如潮的现场录音、单声道时代的珍品录音……都是马勒迷们的涉猎对象。
唱片公司无疑是这一收藏热和版本热的幕后推动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从唱片收益角度考虑，马勒的管弦乐作品全集（包括声乐作品）的演奏时长，是贝多芬交响曲作品全集的近三倍。马勒就像是天赐的摇钱树，后世的指挥再也不用像卡拉扬那样把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上四遍了，他们只要录制一套马勒全集便可。
过度包装的马勒
唱片公司显然对唱片收益比对总谱的版本更为关心。你很难对这一倾向有所诟病，毕竟唱片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导致了一大批垃圾录音的泛滥。在以往的年代，质量稍差的贝多芬交响曲录音，通常都是犹豫很久才推出的。通常是在贝多芬或者指挥的纪念日，要么是廉价系列，要么附赠更多的曲目……但是今天，任何有关马勒作品的录音都会被冠以华丽的包装，理直气壮地推上货架，甚至在主流电台和刊物上被大吹大擂。
走进任何一家唱片店，马勒的唱片甚至可以独占一面货架，每月都有新版唱片面市，疯狂涌入的版本冲淡了消费者选择上的差异，新版和名版一样具有**力。品质平平的名不见经传的版本甚至可能大卖，无论音乐如何，只要是历史录音，一律可能被热炒……一句话：乐迷完全被这样的碟海战术弄晕了。唱片公司用潮水一般的唱片冲刷消费者的信用卡和耳朵，他们的武器就是——马勒。它可以重新让你不自信，并以优异的音频技术弥补音乐上的苍白无力和乏善可陈。
唱片公司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利润，但客观上造成了“泡沫效应”。马勒的唱片销量已经远远高于他实际上应该获得的关注，在这场倾销大战中，马勒被过度演绎、过度包装、过度关注——他甚至被过度抬高了。多少年来，一个作曲家作品的价值，通常都可以基于他的唱片版本和数量作出判断，但这一定律在马勒身上被打破了，他的价值事实上被海量的版本所稀释了，与其说他是唱片工业的受益者（开始确实是这样），今天，倒不如说他是受害者。
过热？——指挥大师与马勒
好吧，我们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马勒的音乐。
马勒的音乐被广泛关注，除了与时代的精神贴合之外，与伯恩斯坦身体力行地“鼓吹”不无干系。20世纪50年代末，伯恩斯坦开始不断地坚持演出马勒的作品，并且在电台、电视台的音乐节目中和音乐普及出版物中向公众介绍马勒，为那个时代的马勒复兴运动推波助澜。伯恩斯坦与马勒同为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犹太人境遇的同情导致一大批犹太裔音乐家成为这一情愫的受益者，包括活着的伯恩斯坦和故去的马勒。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音乐作品价值判断本应持有的立场，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可能由于作曲家的出身，而不是其音乐固有的价值被抬高到了本不属于它的位置。但这一倾向在今天仍然在继续，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