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位很有名的乐评人，致力于推动新人，他邀请我去面谈。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在音乐中作怪呢？’我反问道：‘为什么要作怪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来告诉我吧——你们总是作怪的。’这就充分代表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成见，认为中国人作音乐，就应该作怪，应该有耸人听闻的效果。中国人最好是三个眼睛、六个耳朵。我又问他：‘那么怎么作怪呢？’他说：‘比如，把锣往地上一丢……’50年代就有那一套‘作怪’法了。很多中国作曲家正是为迎合西方人这种心态，作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音乐’。我当时对此一笑了之。”
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音乐”？周先生高屋建瓴，言传身教：“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用中国民间音乐的旋律，或者听着像以往的传统音乐作品，才能叫中国音乐。从古到今，包括中国的音乐、中国人的血脉……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中华民族事实上融合了很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很多人头脑中的概念太符号化、太简单化了。用西方音乐技法，同样可以写出中国音乐，用民乐队和传统技法，也可以写西方音乐。西方现代作曲家，难道一定要使用中古时期的旋律写出的音乐才叫西方音乐？谁能定义什么是中国音乐应该有的音响？不可能，也不需要！我写的音乐，我认为它就是中国音乐——是因为它的文化是中国的，它的底蕴、内涵、气质是中国的。此外，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文化可以是中国的，精神可以是中国的，但音乐是世界的。”
谁来做音乐批评？
音乐评论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和音乐发展所必须的声音，但是，由谁来做音乐批评？这个问题本身争论就非常激烈。我和周老先生从国内的乐评人匮乏，讨论到国际上“成熟”的乐评制度和热闹的乐评界，周先生哂道：“就拿纽约来说，国际化的大都市、北美乃至全世界的音乐活动的中心之一，却几乎找不出一个有资格作音乐批评的乐评人。不要被那些主流媒体上的乐评家吓倒，他们所谓的‘音乐评论’，如果让懂音乐的人来看，简直笑料百出。”
有一种观点认为：乐评家不能出自音乐学院，或不能由专业人士来担任，针对这一观点，周先生表达了他的看法：“恰恰相反，音乐评论家一定要出自行内。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乐评人，前提是必须要懂得音乐理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音乐理论，不懂得音乐，他如何来的判断力？他如何知道一个作品的好坏优劣？一定要懂得音乐的技术、理论、历史，否则，他没有资格作出评论。当然，做到这些还不够，还必须要对各种音乐风格有广泛的兴趣，而且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又要尽量避免唯个人的视角——你可以表达个人的喜好，但最主要的，是在此之外一定要同时给予尽量客观、公正和理性的评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音乐批评家，恰恰都是业内人士，特别是学作曲出身的，比如舒曼，比如法国的两大乐评家柏辽兹和德彪西，他们都是作曲家。”
功不可没 瓦列兹全集录音
从1949年起，周文中跟随瓦列兹学习，并担任他的助手。目前唯一一个版本的瓦列兹作品全集录音，便有着周先生默默无闻的贡献，周先生介绍说：“瓦列兹在去世前就曾委托我对他的两部作品进行修订。在他辞世后，我从事了如下两方面工作：第一，补完了他尚未完成的作品；第二，他的很多作品，过去由于出版等种种问题，需要修订，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的作品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我都重新编订过。我所做的都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我续写补完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最后一首作品《夜曲》（Nocturnal），这部作品他只写了一半都不到，留下的手稿既零散又缺枝少叶。起先我并不愿意接手这个工作，但在他遗孀的恳求之下，我最终答应了。写的过程非常痛苦，你必须忠实于他的意图，但手稿非常凌乱、支离破碎的，你不得不从这些天书一般的纸堆中辨认他的构思、揣测他的意图。这可以看作是他自传性质的一部作品，他的一生都是在别人的攻击、讽刺和挖苦中度过的，这部作品便是针对别人给予他的讽刺和挖苦所进行的反诘。我尽我可能地工作，并将我自己的痕迹完全抹去，你听到的完全是瓦列兹的原始意图。虽然当初我并不愿意接手，但做完之后，我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另外是他一个早期作品“Amériques”。本身这首曲子在瓦列兹手中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版，一个是后来他本人修订的版本，后者更为紧凑，所以也更短。我第一次为他修改这部作品的时候，是基于他自己修订的那个版本的，修改完成后，我非常满意，随之出版发行了。到录制瓦列兹作品全集的时候，指挥夏伊却希望采用第一版原始版本，当时我确实很不高兴，因为那个修改工作耗费了我六年工夫。但是夏伊坚持要用原版，理由是这一版本‘更欧洲化’。其实，第一版是19世纪末浪漫派的声音，而第二版是更为现代的声音。我只好就第一版又重新修改，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终于修改完成，我认为非常理想，也很高兴。这一版本的作品可以说是浪漫派晚期音乐向现代派音乐行进期间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