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作曲家是如何作曲的？是像莫扎特那样一挥而就、极少改动？还是像布鲁克纳那样改个没完？周龙告诉我们，他以前创作的时候，成曲后改动也很多，现在创作后几乎是马上就出版，也就没法改动了。事实上所谓改动也分两种，一种是改进，虽然说现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允许你去改动成稿的作品，但是如果有机会再版，还是尽可能去改进之；另一种是为再版而改动，比如室内乐的作品改成为管弦乐队而作的作品，或为某个乐团将一部作品改成另一种乐器配置的版本：添加、替换民族或者西洋乐器，等等。
陈怡的这种改动型的作品也不少，有的是受某个演奏家邀请而改写的，有的是应出版社要求而写的。她为梅纽因八十岁寿辰而作的《琴箫引》，由梅纽因亲自指挥，在林肯中心世界首演。这是一部为小提琴与弦乐队而作的作品，后来很多小提琴家都向出版社索要这部作品的“小提琴与钢琴”版，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小提琴家都有与大乐队合奏的机会，所以出版社请求陈怡改写，这个版本反倒卖得最好。后来因为不同的邀请，又改为大提琴与钢琴版，以及被用在一首重奏曲的一个乐章里。“单纯改进型的改动很少，除非是在没交稿之前，或者是在首演之前，以及首演之后灌录唱片前……这时候作一些改动是有可能的。”
分歧：民族音乐？还是民间音乐？
陈怡、周龙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所以谈到对民族音乐元素的应用时，两位大师都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致。陈怡强调：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了非常系统的民族民间音乐训练，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当话题进行到对汉族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的应用时，这对夫妇的意见产生了小小的分歧。
周龙首先陈述了他的观点：“现在很多流行音乐都开始应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以至于很多民族音乐曲调变得非常流行，甚至已经用得烂俗了。虽然我也会用到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但更侧重于对汉族远古音乐元素的应用，特别是文人音乐。在美国，很多作曲家偏爱用一些西藏的素材，或者将蒙古的呼麦之类的元素填充进作品中，在美国的略带猎奇心理的文化取向中，带入这些元素的作品可能更容易取悦听者，获得成功。我觉得如果要真正把中国音乐介绍到西方，还应该是从远古时期汉族的音乐中去寻求素材和精神元素……”
陈怡打断说：“那是你个人的嗜好。我创作音乐基本上是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都会用到。我的音乐既有中国的根，又受到很多美国文化的影响，这完全是不拘一格的。我改编了很多中国民歌和中国山歌，我就是要通过这些作品的演奏和演唱，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地理和民俗。”
无法清净的耳根
说到日常生活，陈怡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平常基本上不读书，不看报。我们要听的唱片，积压了一百多张，堆满了案台。这些唱片有的是自己想听而去买的；很多是在不同的国家参加音乐会、音乐节和会议的时候获赠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担任评委工作的原因而必须要听的，通常是初赛八百多部作品，第二轮一百多部……每天如是，听觉上也承受不了，很多很精彩的音乐也没时间听。顺便说一下，参加评选作品的唱片几乎都是商业发行的唱片（而不是小样），在亚马逊等网站都能买得到，否则很难获得奖项。”
“我们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还要去听很多学生的音乐会，如果没有时间去听，他们会直接把唱片送来。这些也都是必须要听的，因为要给他们写推荐信，去帮他们申请奖项。特别是外校的师生，硕士申请博士也需要推荐信，副教授申请正教授也需要鉴定信。此外每周上课也需要听大量的作品。很多比赛都有爵士乐参选，所以平常听的内容除了古典音乐之外还有爵士乐。”
作曲家的生活
两位音乐家都有如此繁忙的庶务，那么生活会不会被严重影响呢？陈怡说：“基本上不会，只是两个人都忙的话，会顾不上做饭和吃饭。如果两个人都忙着赶作品的话，只能胡乱对付了。”周龙接下来补充道：“陈怡的委约作品比较多，我就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像买菜、做饭，甚至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开车……”陈怡插话道：“好在我平常手不懒，有时间的时候就一起做，等到他（周龙）忙着赶作品的时候，可能就都不吃了。其实有时候也是我做饭。在美国吃饭很简单，没有国内这么丰盛的大餐，我们有时候也只好对付了。”
恩师周文中
陈怡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音乐时，导师正是周文中，说到这位先生，陈怡感激地说：“周文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从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对民族音乐的重视和运用以及中西方音乐语汇的深入学习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指导。同时还指引我们在社会上如何开展自己的音乐活动，并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走向提供意见。周文中老师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指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