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建议参考已有的世界文化区域划分方式，如英格哈特-维泽尔全球文化地图，将世界文化分为非洲-伊斯兰、拉丁美洲、英语、南亚、天主教欧洲、新教欧洲、东正教、儒家和波罗的海等九大区域，就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全球进行战略区域划分，对受众特征进行分项研究，对中华文化的“走进去”现状展开普查。
三、中华文化走向全球的技术路径、通道和波次
综观世界文化交流史，“中华文化”走向全球表现出三条技术路径、四层全球通道及五个波次。
（一）三条技术路径
包括：中国人“送出去”、外国人“取出去”和中外人士合作“抬出去”。
（二）四层全球通道
1.超宏观层（超国家层面），如联合国、跨政府组织、跨政府机制（“金砖”“一带一路”等）、跨国公司（如微软、华为等）、国际非营利组织（如动物保护基金会等）、国际产业协会、互联网平台、国家资助的跨国教育平台（如孔子学院等）；
2.宏观层（国家层面），如各部委、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央级媒体等；
3.中观层（机构层）产业、公司、大学、组织、机构等；
4.微观层（个人层），各类人士，其中包括海外华人。
（三）五个波次
1.蒙元为代表的古代，由欧洲（威尼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商品传输，起于张骞出使、落于郑和下西洋；
2.明清来华传教士主导的汉语典籍翻译输出，其中触及了大量中华文化核心内容，影响至今；
3.近代帝国主义主导的中华文化殖民化，中华文化内核呈现“负输出”，显性文化“走出去”速度放缓；
4.现代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立场为主要特征的对外输出；
5.当代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多主体（国家、企业、团体、个人等）、多业态（国营、私营、公共等）、多模式（自营、分销、连锁、特许、免费等）、多层级（个人级别、社交级别、社会级别、国家级别、国际级别等）、多指向（国内、跨国、国际）的交织互动的文化走出去。
四、中华文化全球共享的两个难点
通过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判断，我们发现两个战略难点。
（一）缺乏对中华文化核心的世界性提炼
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强大自信主要局限于儒家文化区，其文化核心主要依赖于中文的表述，自圆其说，绵延不断，本身缺乏向异族或他者文化进行解说的传统和动力。另一方面，目前世界其他语种关于中华文化核心的概念，均源于传教士用拉丁文转化，因此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沦为基督教文明之下的次等文明。导致了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自说自话”“无话可说”“词不达意”等现象。
（二）尚未对中华文化核心进行“超文化”转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通过世界性提炼与“超文化”转化两个步骤方能得以落地。中华优秀文化必须通过超越文化边界的转化才可以克服“语言遮蔽”（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本土语言中没有“仁”“孝”“天下”等准确的对等词汇，导致与之相关的中华思想无法表述）、“英语帝国主义”（指英语成为全球语言以后，一切表达都要依赖于英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造成中华文化被大面积语言殖民）等目前迈不过去的死结。这个难点是导致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殿堂中无声、失声甚至挨骂的主要原因。
五、中华文化全球共享的一个明显空白
没有对不同文化区受众接受中华文化的现状的调查，也没有对这些受众的基本研究。全球战略的制定，一定要抛弃“中”“外”及“中”“西”等二元划分的思维惯性，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对内虽可搞清哪些部门分别做了什么，但对“外”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各个文化区笼统地、模糊地、不科学地混为一谈。因此，正如前文提及，急需一次全球普查。
六、关键性的战略枢纽角色
综观中华文化走出去，其中起关键性的战略枢纽作用的角色是所谓“双文化知识人（BiculturalIntellectual）”——同时熟识中外两种文化的知识精英，他们具有双文化背景，对中华文化、某外国文化均具有较深入的理解，以双语为工作语言，充当“文化中间人”，例如来华传教士中的利玛窦，当代比较哲学家安乐哲，中国学者辜鸿铭、林语堂、胡适等。他们是一种战略性的人才，三条技术路径“送出去”“取出去”和“抬出去”均依赖他们为中介，四层全球通道也主要是由他们充当文化传输的关键人物，五个波次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也只有他们能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出世界各国均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那部分“最大公约数”。
总之，中华文化全球共享目前确需：抓紧前期研究，解决难点；立即着手见效慢、但关键性的战略枢纽人才“双文化知识人”的培养；急迫解决“孔子学院无文化”“海外中心无内容”等问题。待前期研究有结论之后，以“超文化”思维替代“跨国界”思维，面向全球，对中华文化核心和呈现，分门别类透过“三种技术路径”、在“四层全球通道”中进行战略布局的研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