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凯
当今世界的新旧力量正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中国的高速发展必然会改变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惯性印象，在这种世界认同发生激烈分化的复杂形势下，从中国到世界，如何理解和表述中国必然成为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重要场域。
“文化自觉”是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读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种对垒方案，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可以说，中国蓬勃发展的“文化自觉”力量已经冲破了原有的“世界认同”阵形，对中国和世界学者提出了新挑战：世界学者需要努力重新“发现中国”，中国学者需要努力“讲述中国”，二者的对话共同构成关于中国更为全面、客观的“世界认同”。我主要从“当代文学”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当代中国文学影响力问题的思考缘起与基本结论
2006年，一个外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坛上无意间扔下了一颗大炸弹，可以说炸翻了当代中国文坛。准确地说是《重庆晨报》的记者歪曲原意，发表了题名为《德国汉学教授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新闻报道后，在立刻取得新闻轰动效应的同时，也把顾彬和中国当代文学一起推上了舆论中心。这一“新闻事件”持续到2009年已转向“文学事件”，并继续酝酿着新的、更加深入的讨论。顾彬教授由此成为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外国汉学家。当代文学在海外影响究竟如何？成了我很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WordLiteratureTodayandChinaInternationalConference），会议期间，我对顾彬教授表示想跟着他做联合培养博士，研究他所批评的当代文学在海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接受情况？因为面对正负不同的争议，弄清楚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扎实资料的基础上得出可靠的结论，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缘起。
2009—2011年，利用在德国留学的机会，我在德国和美国围绕着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研究，收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考察了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认同”与“延异”的各种表现。完成了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2012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为核心，内容涉及中国当代小说、诗歌、戏剧的翻译与研究，海外期刊、著作、学者的译介，部分当代作家海外传播与接受的个案研究等。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问题与原因做出了独立的判断，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模式和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的研究对海外学者意义并不大，但也许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更好地了解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基本样态。文学角度的考察，也对我思考其他当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么通过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或者挑战是什么？
其一，创作是传播的起点，而接受是传播的目的。是否有好作品才是制约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翻译只不过是流通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当代文学要努力追求由“传播”向“接受”的重心转变。资料数据都证明：优秀作家作品自然会拥有好的传播和接受效果。
其二，时间不一定能筛选出所有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但那些获得公认的经典作品必然都经过了不同国家和时代人们的筛选。从人类的文化角度来看，好或不好，不取决于某个时代的权威或者政府。
其三，文学或者文化经典都是个人自由心灵的结晶，很难计划或者组织，国家力量的支持要转化更为专业人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地介入到所谓的文化工程中。避免用国内的文化思路去解决国际文化的传播问题。
二、莫言获奖前后的海内外影响力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