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为背景认知自己：也谈影响力的生成
陆建德
我首先要向黄会林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次会议。
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以后，深感我们可以不断丰富我们的话题。刚才麦克雷先生讲到，有一段时期拉丁文对中国文字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要意识到它有漫长复杂的历史，它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发展变化的，杂糅多元的。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很多中国人提出要改造中国文字，鲁迅也有类似主张，他当时学世界语。1949年以后我们成立了文字改造委员会，还出台了简化汉字的方案。我们现在用的中文就是简体字。我们的拼音体系对学习汉语帮助非常大，我们用了拉丁字母，全国发音就统一了，普通话不同于原来的官话。我想强调，在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观点，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并不是自古以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的文字和文化是变化的。
现在讲中国影响力，黄会林教授刚才讲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不管人家怎么评论。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影响的焦虑”？美国著名批评家布鲁姆说，每一代作家都是受到前人影响的，他们写作的时候经常希望抵制和抹杀前人的影响，从这方面说，确实存在影响的焦虑。我们现在的“影响的焦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仿佛特别关心这一点：我们有影响力吗？过分关心自己的影响力是不够自信的表现，我们不必为自己的影响力产生焦虑。
一个人投入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彻底忘掉自己，这是可敬的。这样的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问：我有影响力吗？如果有人老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影响力，我只能对他笑笑表示同情。我们应该看看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发生了如何巨大的变化。现在老在讲中国文化怎么走向世界，但是要防止一种态度，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我们的文化一直就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本质，永远不变。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看早期文化，先秦文化就把复仇看得特别重要，或者家庭血缘关系特别重要。有一些复仇的故事家喻户晓，比如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的国家观念是很淡的，当时的游士并没有觉得一定要忠于自己出生地的政权。《赵氏孤儿》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的重复，赵氏孤儿在程婴的保护下没有被杀，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做的是什么？他把当时迫害他家族的人灭族，这又会造成新的悲剧，结尾留下了巨大的遗憾，或者说道德缺陷。这种杀来杀去的血腥故事我们要不要反思？《赵氏孤儿》在国外有几种改编本，都比原本强，结尾对我们非常重要。循环式的复仇故事缺少道德的升华。到了晚清的时候，中国有识之士特别善于从其他文化吸取养料反观自己的文化，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中国文化之中，同时要有一种批判性地反观自己的能力。就像法国的散文家蒙田所说的，他经常跟自己对话，他说自己有时候要像一个邻居（或陌生人）那样观察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不能黏合得太紧，不能有一种自恋的倾向。他跟自己的对话诚实而幽默，展现出来的内心世界就特别丰富。如果一个人不跟自己对话，只会唱自己的赞歌，一直赞扬自己怎么怎么好，那么我得说他心理上还不成熟。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我有影响吗？”大家应该积极投入自己应做的事情，把事情做好。
我们一定要学会在更大的空间内看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总是随着阅历的丰富在一步步深化的。如果我们对世界上其他文化不了解，那么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势必是受到局限的，甚至是肤浅的、自欺欺人的。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文化圈子，寻找各种其他文化的滋养，这样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会更深刻。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真正对中国文化理解特别深刻的，比如像鲁迅这样的人，往往有本文化之外的一系列参照。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现在还是要读鲁迅。我们要认清鲁迅很多的批判的意义。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下，怎么样重新评判鲁迅的批判？简单地否定鲁迅或者不读鲁迅，我觉得非常短视，而且极其危险。我们的自信心表现在我们自我反省的能力、自我对话的能力。刚才几位发言者都讲到了，实际上我们很多成就离不开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化运动。刚才吴为山先生讲他的雕塑，我想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鲁迅所大力介绍的世界各国的版画和雕塑，我们就不会有中国的新艺术，不会有吴为山这样的造诣。我们看一下他的作品，不难发现，他的风格其实是跟中国传统的古代绘画表现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的。他表现的人物姓名是中国的，但是那种风格和态势并不是从古代一条直线发展过来的。新文化运动前后大量引进的各国雕塑、版画改变了中国的美术界，催生了新的艺术。在吴为山先生的雕塑里就看得到外来影响，而且我觉得这种影响实际上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学习中国传统典籍，但是也需要有很多年轻人好好学外语。马克思、恩格斯古典文学的修养都是很好的，还懂多国语言。外文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你进入一种语言，就能更好地从这个语言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这样对自己的认识也大大深了一步，有利于批判性的思维。马克思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还要学俄文，这种学习的热情，我们一定要让它在中国也扎下根来。大家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感兴趣，进入陌生领域就像到汪洋大海里游泳一样，要有游到远方的胆略，不要害怕。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尤利西斯一样，撑着船往未知之地去探索，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固守一个传统是没有出息的，传统应该在外来因素刺激下变得更包容、更强大。
我们现在对外国的研究做得还不够。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日本汉学做得非常好，各个方面都受到中国学者的尊敬，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文学还是文字。当然也有人才断档的危险。但是我们研究日本的历史和具体的文化、哲学各个方面，是不是达到了日本的汉学的水准？我觉得没有。所以我特别担心我们会不会到了大谈文化自信的时候，过分依恋自己的典籍而忽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典籍。现在这已经对我们形成一个巨大挑战了。刚才黄会林教授已经讲到，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归根结底是我们对世界了解不深。在知识储备不足的状况下想向世界有效介绍自己，并不容易，我们只能边学边做。我们的一些经典有外文译本，接受状况如何？比如说《水浒传》在世界上是不是特别受欢迎？我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我写过文章批判《水浒传》，我讲它自身有着大量毛病，例如不爱惜生命、一切事情靠钱交易、贿赂，这些不值得我们反思吗？鲁迅说，他的社会上还有“三国气”“水浒气”，他是完全用否定的态度说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像鲁迅那样有更多世界背景的知识来认识自我，敢于反省，敢于创新，在新时代真正走出一条和世界相通的大路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