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 刘晓希 朱玉卿
“一带一路”一词初现于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重要演讲，之后，中国政府对这一构想不断进行完善并得到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的响应、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古代地缘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当下阐释，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它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将经济发展视为显在追求而力图实现全方面互利共赢的美好期待中，“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既是实现这一理念的保障，也是提出这一理念的初衷。
2015年3月，中国权威媒体新华社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将“文化交往”作为“民心相通”的重点开展对象，并进而使之成为加速“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途径和宗旨。文件指出：要在“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1]。由此，电影——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种，正式被纳入“一带一路”中来。这无疑为中国与世界电影在交流合作层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使命。
一、“一带一路”有着助推中国与沿线国家电影交流合作的现实理据
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商业类型电影大不相同的民族电影发展之路，而亚洲其他国家的电影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和中国电影相类似的命运。定位于本国观众、追求各自民族的风格化表达，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电影应对西方电影主导世界电影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多年来，民族电影的发展及民族电影大师的诞生为亚洲电影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赞誉，印度的歌舞片、韩国的金基德、中国的张艺谋等，皆为很好的例证。但另一方面，传统的民族电影也使很多国家的电影在国际化背景下遭遇了难以言说的尴尬，比如在国内好评如潮的民族电影在国外却因难以调和的文化认同而不被域外观众接受，市场惨淡；而一些成功地吸引了域外观众眼球的电影在本国却不被本土观众接受。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一味地坚持民族化和个性化表达显然无益于本国电影的长久发展。鉴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电影必须重新寻求一条使本国电影得以继续下去的生存之路。此时，“一带一路”的提出无疑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丝路沿线国家的民族电影指明了发展的新方向，即丝路沿线各国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积极承担起在相互之间进行整合优势、支援弱势、共建强势的重要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