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国学作为学科，我认为都是不能成立的，也许为了一时之需或者说在过渡时期它们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讲，最终还是要归到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具体学科之中去的。尽管中国学术本身有其特殊的地方，但我依然认为，目前按照现代学术划分后的中国学术的某一领域与它所属学科之间的关系更密切。[8]
更有学者直接明确反对把国学纳入一级学科名录。[9]当然，也有学者持中立的态度，批判简单用西洋分科模式评价国学的综合模式，而主张既保留西洋的分科模式，同时又应当发展国学的综合模式，力图调和上述两方的对立观点：
“国学”学科形态既难与文、史、哲平列，也非文、史、哲简单相加，它是“义理、考据、辞章”的综合，是“材料、方法、学术史”的贯通和统一。……这正好证明国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点，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而非众多学科的集合。国学有自己的学科形态定位，不能够也不必要用西学尺度来衡量或改造她。国学应在注重文史哲学术分析的基础上打通学科界限，达到互动、互证、互补的融通。[10]
在“华学”中，也存在着一个区别性的问题。“华学”这一名在学界最早由饶宗颐先生提出，饶氏甚至于1994年始创办并主编了名为《华学》的大型国际学术刊物。有学者专门对饶氏的华学观做过专门研究，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饶宗颐先生的夫子自道，笔者几乎可以肯定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国学”，即饶师心目中的知己功夫、反求诸己的传统中国文化之学，但他认为这是研究中华文明屹立于大地之上从未间断的一个文化综合体的学问，所以他称之为华学。笔者相信饶师不会反对华学即国学这一说法。[11]
这样一来，“华学即国学”岂不是说饶氏所谓的“华学”，其实与“国学”无异，唯名不同而已。这样就又回到了类似前文所述的“汉学”与“国学”在理解上存在异名同实之嫌。“华学”只是创了一个新名，即把原来具有“中国之学”意义的“国学”改变为具有“中华之学”意义的“华学”。称谓虽变，但其实质还是没有改变。如何把“华学”与“国学”（乃至“汉学”）区别开来，依然是一个具有困扰性的问题。饶氏“华学”一名的提出，不但没有厘清这个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上述争论歧义之所以迭出，乃是因为学界把汉学、国学与华学视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来加以对待。而化西宗却认为，汉学、国学与华学，并非三种不同的独立学科门类，实乃三款不同的中西比较研究的格式。以格式之视角观此三学，则三学既可以相互区别开来，又有新的意涵和新的审视与发现，还可以避免上述无谓的争论歧义。
一、汉学何为
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东方学”（OrientalStudie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说从东西方初次相遇时就开始萌芽并发展了。
但汉学真正作为专业得以正式建立，其标志则是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莎（JeanPierreAbelRémusat）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张西平称此为“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而在此之前的萌芽发展期内，张氏又先后划分出了“游记汉学”（以马可·波罗为代表）和“传教士汉学”（以欧陆天主教耶稣会士和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代表）两个阶段。
因此，以张氏的观点来看，西洋的汉学演变历程可以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12]而张氏还特别指出：
传教士汉学是其学术和思想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与“游记汉学”相承接，而且它奠基了西方的专业汉学，为西方专业汉学准备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献，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专业汉学。甚至在西方专业汉学发展的初期，它长期与专业汉学并存。[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