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化西宗的国学观：代表“以中释中”之“并置”格式
化西宗认为，“国学”是一门格式学，实乃比较研究格式中的“以中（华）释中（华）”的“并置”格式之学问这一款，因为它的出现，是力图与西学争取并尊、并立的地位，以彰显自身所独具的特色。张耀南就表示：
“国学”当然就是“中学”，就是“中国的学问”，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欧洲有所谓“欧学”，如欧洲哲学、欧洲文学、欧洲史学，美国有所谓“美学”，如美国哲学、美国文学、美国史学，中国当然可以有所谓“中学”。欧、美同属“西学”范畴，“西学”虽分欧陆与英美两大系，但这两大系的根本思维方式，并没有明显的不同，换言之，它们之间只有“术”不同而没有“道”不同。“中学”与“西学”之间则不然，“中学”与“西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就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不仅“术”有不同，而且“道”亦有不同。……学有中西之别，“国学”之作为“学”，不只是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的学问，更是指，而且根本上是指渗透在这些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国学”之作为“学”，就是“西学”中所没有或匮乏的“中国思维”。[25]
而“国故学”与“国粹学”，其实又是这一款“国学”的“并置”格式之下的两种不同形态。
“国故”之“故”，化西宗认为并非“中华故有”（而非“固有”）之意，因为中华所故有的也可以是先前学界所认为的“国粹”的东西。其“故”在于格式之“故”，即指以中华本土之格式研究中华本土之学。言其“故”是因为其在西洋眼光看来具有前现代的传统性，这是超出西洋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格式之外的。因此，在化西宗看来，“国故学”实又可以称为“土国学”。
“国粹”之“粹”，化西宗认为并非民族自尊态度上所持“中华古代正统高雅优越”之意，因为中华古代正统高雅优越的也可以是先前学界所认为的“国故”的东西。其“粹”在于格式之“粹”，即指以西洋之格式研究中华本土之学。言其“粹”是因为其在西洋眼光看来具有西洋所具备的现代性。因此，在化西宗看来，“国粹学”实又可以称为“洋国学”。
所谓的“国故学”和“国粹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欧美汉学即‘洋国学’和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即‘土国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不同。‘洋国学’提倡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土国学’更注重中国文化传统内部鲜活的、具有时代性的精神内容，强调‘日用’和发扬”[26]。
化西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作为“洋国学”的“国粹学”，它其实是欲发明中华本土之学也具有西洋现代性的因素，这与前文所述的“汉学”的“西化”格式十分相近，但实际上有所不同，却极易混淆。“国粹学”骨子里承认中华之学有现代性因素这一前提，只是需要用西洋格式加以发掘；“汉学”的“西化”格式则在前提上就并不认为中华之学有现代性因素，而是以用西洋格式对其加以改造、消化为目的的。但值得注意并谨慎的是，“国粹学”稍有不慎，便会时时、处处诉求于西洋格式，最终囿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时候“国粹学”的“国学”也就实际上成了“西化”了的国学，实则与“汉学”无异。
三、华学何为
前文已述，“华学”一词率先由饶宗颐先生提出。在饶氏眼中，他“主张外国人研究中国东西，一定要用中文发表。以前要在英文杂志上发的才被认可，这道理讲不通”，“现在能写中文的华学研究者已经有好几个了，但是能写得好的并不多——用中文发表的才有中国文化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