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反过来，传统汉学（Sinology）在研究地域上似乎并未从其原有的研究地域——欧洲扩展至美国或其他地区，很难发现除欧洲老牌的高等院校外，在非欧洲的地域里还有所谓的Sinology的专业设置；而且传统汉学（Sinology）也并非只“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对中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研究，也有“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的“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的方面，也具有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的色彩，如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汉学系，但这相比于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所具有的传统汉学（Sinology）色彩而言，是极为少数的。事实上，传统汉学（Sinology）通常来说还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对中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比利时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汉学系。
由此观之，Sinology涉及中华之学的领域较狭窄，而ChineseStudies涉及中华之学的领域较宽泛。加之在化西宗看来它们在中西比较研究中都是属于“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这一款之下，所以，Sinology可以说是局部的“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ChineseStudies可以说是全盘的“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
二、国学何为
一般来说，国学于中华而言专指中华本土所固有之全部学术。“国学”一名并非本来就有，而是始于晚清，乃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潮下作为区别于西学而由中华学者所创制之概念。“国学”针对“西学”提出，与“西学”成对立、对比之态势。“国学”之“国”，乃指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义下之“中国”，而非天下意义下之“中国”，以试图与西洋民族国家之学——西学——相并而立。
（一）“国故学”与“国粹学”
关于“国学”，曾有过“国故学”与“国粹学”的论辩。胡适曾有过经典之论述：
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称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统整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23]
胡适对于“国学”与“国故学”和“国粹学”的观点，化西宗是绝不能赞同的，反驳的理由如下。
首先，“国学”不只是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张岱年就表示“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24]。因此，“国学”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国学”在研究对象上可以有新、旧之别，在研究方法上也可以有新、旧之别。胡氏只看到了研究对象上的旧的一面。
其次，“国故学”并非等于“国学”，即并非所有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都可以称作“国学”，前文所述的“汉学”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但“汉学”与“国学”是有着明确区别界限的。因此对于“国学”“国故学”，不仅要看清研究对象，还要厘清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切莫如胡氏一样一刀切、一锅端。
最后，依胡氏之意，既然“国故学”等于“国学”，而“国故”中又包含有“国粹”和“国渣”，那么“国学”也必然有“国粹学”与“国渣学”之分了。在化西宗看来，既然称之为“学”，必然已经涤其渣而存其粹，胡氏此言实属多此一举；而且，化西宗认为，“粹”并非是在内容上相对于“渣”而言的，实乃格式上的“粹”，下文即要展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