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萨义德（）在其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中就揭示了西洋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个异己的东方“他者”，并将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强加于东方的过程，鲁氏所谓的“服务于他们的‘观念’”就是如此。萨氏指出，这种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洋中心主义的产物，迎合了帝国主义（或者说殖民主义）的扩张需要，因此作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学，自然也受到了这一“西化”格式的深刻影响。斯洛文尼亚汉学者罗亚娜（?ker）就指出：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在有关东方主义讨论的语境之中。东方主义奠定并影响了对并非源自所谓西洋传统的文化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殖民主义路径。这就是为什么在汉学中对东方主义诸成分的批判也就是对知识与权威这对经典关系所具有的暴力性进行批判的原因所在。在此框架中，任何一种比较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诠释，这些诠释都建立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其内容由物质进步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其方法乃是欧西形式逻辑。[21]
的确，例如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运用西洋语音学理论研究中华古代音韵，从而摒弃了中华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路径；李约瑟（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运用西洋科技思想整理中华科技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华科学技术史这一新学科；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运用西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华近代社会，形成了美国中华史具有强烈“西洋中心主义”色彩的研究模式，其后来的主要代表有费正清与赖肖尔（）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和列文森（）、芮玛丽（MattWright）与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都是采用西洋二元对立的二分法观点来分析中华近代史的。汉学的这种“西化”格式，是以西洋人的价值观来认识中华、解读中华、重构中华的比较研究格式，成为西洋评判中华的基本框架和话语模式。
这种格式为当代国内大多数、各学科的学者所采用，张西平认为这种“受启于汉学家”的转变乃是中华学术界方法论上的“范式转换”[22]。而在化西宗看来，可以准确地说，这种“范式转换”就是最终使中华学者转向甚至倒向了“西化”的格式转换。
而在化西宗的理解下，Sinology和ChineseStudies是“汉学”这一款“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下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前文的陈述中，可以发现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在研究地域上已经从美国扩展至曾经属于传统汉学（Sinology）的研究地域——欧洲，乃至非欧西的地域；而且在研究领域上，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也已经不仅研究与现实相关的、实用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已涉及传统汉学（Sinology）所研究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