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英国外,诸如德国(如科隆大学)和瑞士(如日内瓦大学)等其他老牌欧洲国家也设立了这样的专业。不仅如此,非欧西地区也出现了ChineseStudies,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专门设有ChineseStudies的研究方向。当然,这种不限于美国的地域扩散,很有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的ChineseStudies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所致,但基于现状的事实,则不得不承认ChineseStudies已经不完全集中于美国了。
第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并非只“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也并非“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丰富的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相反,不少在设置有ChineseStudies专业的高等院校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围绕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以中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作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如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安乐哲()、爱丁堡大学的耿幽静(JoachimGentz)、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劳悦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赖蕴慧(KarynLai)、麦考瑞大学的陈慧(ShirleyChan)、悉尼大学的柯艾思(EstherKlein)等。
以上两个问题的现实存在,就连阎氏本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无法回避:
诚然,当下的美国的汉学家也有采用欧洲传统汉学研究方法和模式从事研究的;同样,在欧洲,也有相当多的汉学家踏入了美国汉学家研究的路径。这就是21世纪汉学存在的情景。但是,就汉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在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汉学。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18]
因此,基于上述的这些问题,可以再进一步看出,事实上把Sinology翻译成“传统汉学”、把ChineseStudies翻译成“现代汉学”这样两个颇具“传统”与“现代”的代际性之名,也是不恰当的[19]。
(二)化西宗的汉学观:代表“以西化中”之“西化”格式
在化西宗看来,以研究地域和研究领域来划分、区别Sinology与ChineseStudies是不准确的,应当以中西比较研究的格式来加以划分、区别。化西宗认为,无论是Sinology,还是ChineseStudies,都是一种汉学的格式学,也就是“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之学问。
西班牙学者鲁伊斯(RaulRamirez-Ruiz)明确表示:
研究者进入欧洲汉学,第一印象就如同靠近了欧洲的历史:这是一种持续的融合,有着各自历史的国家和他们各自出类拔萃的、超越自己民族性的任务之融合。自然的趋势就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来研究汉学。不过当你回顾整个“欧洲汉学”,你会看到欧洲汉学中更重要的并不是国家、民族国家,而是它背后的“欧洲”观念。通常,这个观念以其背后的帝国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欧洲汉学史是帝国和人物史,更是产生这些帝国的观念史。这些帝国被一些真正的“天才”的任务连接在一起,这些天才来到遥远的中国,学会十几种语言,并服务于他们的“观念”。我认为,“欧洲汉学”是扩张主义者的精神和欧洲(或西方)的普世性的一个例子。[20]
鲁氏认为“欧洲汉学”最重要的是“欧洲”观念,他甚至最后从“欧洲”扩充至“西方”,其意在表明所谓“汉学”或“西方汉学”,最重要的乃是“西方”的观念。这实际上就是汉学以西方为普世格式的西方中心论思维,也就是化西宗认为的“以西化(释)中(华)”的“西化”格式,这与所谓的“东方主义”观念何其相似!